又到一年返鄉時。春節即將來臨，大批在城市務工的農民工背起行囊，加入春運大軍。春運現象既是中國傳統節日生命力和感召力的體現，同時也從一個側面反映出中國城市化進程中存在的一些問題。

　　1月4日出版的《人民日報》關注了農民工尤其是新生代農民工問題：“他們出身農村，卻有著明確的城市夢想，遠離父輩眷戀的土地和故園，他們漸行漸遠；然而，盡管城市在他們手中越來越豐富，但融入光鮮的城市生活，卻有著重重阻礙。”?這道出了農民工融入城市生活所遭遇的尷尬。

　　城鄉二元體制是阻礙我國城市化進程的一個重要因素。城鄉二元體制排斥農民工進城落戶，抑制城市化的推進。在人口自由流動和要素完全按市場原則配置下，農民市民化是不受非市場因素干擾的。但是，在中國非市場因素通過城鄉二元體制，嚴重干擾了農民向城市正常轉移。

　　一方面，現行二元體制人為降低了農民轉化為市民的能力。在城鄉二元土地制度安排下，農民所擁有的土地不能直接進入市場進行交易；還有，城鄉居民同工不同酬，農民工即使是與城鎮居民干同樣的工作，其工資只有城鎮職工的50%左右。因此，在土地非農化和人口市民化過程中，城市政府都想在要素轉移和流動中獲取最大紅利，但誰都不想承擔要素轉移和流動帶來的成本。這就在體制上決定了農民一開始就失去本應歸屬自己的那部分發展資本，無形中削弱了他們進城落戶的能力。

　　另一方面，城鄉二元體制還人為抬高了農民進城落戶的門檻。城鄉二元體制借助戶籍制度和公共服務體系將我國居民分割在兩個世界里，一邊是在教育、醫療、就業、住房、養老以及社會救助等方面享受著較高福利待遇的城鎮居民，一邊是缺乏基本社會保障和公共服務的農村居民。受既有體制限制，農民即使進城也很難獲得市民身份，無法在教育、醫療、住房、就業、養老、救助等諸多領域享受與城鎮居民同等的待遇。面對由制度設計上形成的種種門檻，想進城落戶的農民被擋在城市入口處，他們是典型的“兩棲人”,長期在農村與城鎮之間奔波，這不但增加了進城農民的生存和發展成本，造成交通和社會管理等公共資源的浪費和短缺，還阻礙了城鎮化進程，降低了經濟發展的內需動力支撐。

　　此外，長期的體制排斥正在轉化為城市居民的心理和意識排斥，他們認為城市是市民的，農民不應該擠進城市落戶，在公園、圖書館、公共交通甚至商場等場所歧視農民，這給農民進城也造成了精神壓力，大大提高了農民進城的心理門檻。

　　盡管改革開放以來我國城市化水平也有了明顯提高，但城市化滯后于工業化的現象一直存在于經濟發展過程中。而且，我國城鎮人口占總人口的比重仍然存在很大的“虛高”成分。

　　其中之一是農村地區“被城市化”.20世紀90年代我國許多地、縣改為市后，將大量周邊農村劃為市區，同時大中城市為了實現城市空間擴張，也將大量郊區縣歸并為市區，但這些被劃歸為市區的農村，有相當部分并沒有實現城市化，這里的基礎設施和公共服務依然是“農村”水平，農民的生活消費方式也沒有市民化。

　　其二是農村人口“被市民化”.按照統計局統計口徑，2010年我國城鎮人口已達66978萬人，但實際享受城市化制度安排的人口要遠遠低于該數據。因為，在現有體制下，我國在24223萬農民工中，有15335萬人在城鎮打工，由于戶籍限制，他們既無法真正享受城市化成果，又被統計為城鎮人口。如果僅僅扣掉進城務工農民人口數，我國的城市化率就會下降到38.5%,遠遠低于中下收入國家水平。

　　同時也必須看到，人口過多地向大城市集中，造成大城市擁擠不堪，這又迫使城市政府進一步強化戶籍、教育、醫療、住房、就業、養老等方面的管理，以阻止人口向大城市遷入。同時，中小城市（鎮）在被政策忽視和公共資源以及公共權力上移情況下，基礎設施條件差，公共服務不完善，產業發展成本高，使得人口向這里集聚的動力不足。

　　因此今后5-10年，我國城鎮化的重點應該是發展中小城市和小城鎮，加強和完善這些城鎮的基礎設施和公共服務體系，提高其人口承載能力，增加對農民的吸引力。（作者系國家發展改革委宏觀經濟研究院副院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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