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1月至今，浙江杭州警方所抓獲的賭博團伙中，被立為刑事案件的就有60個。這些團伙的主要“捕獵”對象，是近年來因拆遷補償而富起來的村民。從2002年開始，杭州城郊接合區域開始拆遷，2008年開始進入高峰。拆遷造就了一個一夜暴富的村民群體，而這些村民拿拆遷款賭博，也成為特殊時期的特殊現象。很多人因此一夜致貧，甚至居無定所。

　　拆遷戶一夜暴富，并非杭州才有。10多年來，隨著城市化的突飛猛進，在全國眾多大大小小的城市周邊、城中村內，早已出現一個特殊的村民暴富群體：他們手中不僅握有增值潛力巨大的若干套房子，還有數額可觀的大筆現金。盡管也存在補償不到位的情形，但大部分拆遷戶一夜暴富卻是不爭的事實。巨大的利益之下，賭博團伙盯上他們，并不奇怪。拆遷戶由暴富到赤貧，當然也并不鮮見。

　　那一夜暴富的拆遷戶往往又一夜輸光，這僅僅是因為賭博團伙設局下套嗎？

　　賭博團伙貪婪成性、掠奪財富固然是非法勾當，其遭遇雷霆打擊、法律制裁也是罪有應得。特別是，這些團伙往往處心積慮地設局下套，誘人涉賭，直至不能自拔，其戕害人心的惡劣情狀，莫過于此。此前有媒體披露，在很多煤礦附近，同樣聚集著大批賭局，那些從礦井上來的礦工，往往將辛辛苦苦賺來的一點血汗錢投入其中、化為烏有，甚至負債累累。因此，打擊賭博團伙以維護正常的經濟社會秩序，早已成社會共識。

　　不過，問題顯然沒那么簡單。首先要指出的是，不能將參賭村民完全視為受害者。幾乎每一場或大或小的賭局，參與賭博的村民都有或多或少的責任。僅僅譴責設局者，不僅不客觀，也不能真正杜絕層出不窮的賭博團伙，更不能斬斷源源不斷的村民賭徒。正如杭州被抓獲賭博團伙中擔任“銷售人員”的嫌疑人所言，“蒼蠅不叮無縫的蛋，村民沒這個念頭，我們也沒這個本事勸他們賭博”。

　　大批村民手握巨量財富，卻無所事事，人生目標模糊，只剩下吃喝玩樂，一旦遇到外來誘惑，自然容易上鉤。可見，村民涉賭，內因不容忽視。

　　其次，社會對這一群體缺乏足夠關注，也在客觀上放任了人性中惡劣一面的釋放。從媒體披露的幾個案例可知，那些一夜暴富的村民中，很多人或者無業可就，或者干脆就不愿再從事收入微薄的工作。這種與正常社會疏離、割裂的情形，一方面使其難以接受積極信息；另一方面，也給賭博團伙以可乘之機。據報道，杭州城郊一些街道辦正在努力尋找崗位、推薦工作，從而讓拆遷村民有事可做。這才是當前正道。

　　目前，伴隨著城市化進程而產生的大批拆遷戶，早已成為一種社會存在，可相應的社會管理卻還沒有跟上，甚至連這一人群的底數也不甚了了，更不要說有針對性地提供公共服務了。在一個大變局的時代里，地方政府的社會治理應該與時俱進，根據社會結構、居民狀況的實際及時調整公共政策，延伸公共服務，要做到未雨綢繆，而不是事后彌補。

　　大批尚未做好準備的村民一夜暴富，如果沒有及時引導，很難做到合理消費、理性理財。而一夜輸光的村民，很難講不會成為社會隱患。從這個意義上講，賭博團伙的猖獗就是一次長鳴警鐘，值得深刻反思。（胡印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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