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方財政普遍吃緊 收入倍增計劃能否實現遭質疑

　　十八大開局之年，地方版“收入倍增計劃”正式開啟。據《經濟參考報》記者根據公開信息初步統計，多數省市提出2013年人均收入高于G D P增速的目標。在經濟增速趨緩、地方財政吃緊的背景下，增收目標能否實現引發了多方討論。網友吐槽“被平均”，稱更關注收入增長給個人帶來的實際感受。專家也表示，收入增長幅度不一定一窩蜂定為超G D P增速，重要的是讓中低收入者感受到收入水平實實在在提高和收入分配差距的縮小。

　　預期

　　增收目標普遍高于GDP

　　十八大開局之年，地方版“收入倍增計劃”正式開啟。根據對各地市級政府工作報告和經濟工作會議等公開信息整理，多個省市在各自2013年經濟社會發展的主要預期目標中，明確提出城市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和農民人均純收入增速高于G D P增速，而且不少省市設定的農村居民人均純收入的增長目標高于城市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例如，廣州市將2013年地區生產總值增長目標略微下調至10%，同時提出城市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長11%，農村居民人均純收入增長12%；東莞市將上述三個目標分別設為7%、8.5%和9%；濟南市上述三目標為9.5%、11%和12%；合肥市為12%以上、13%、14%；蘭州市為15%、16%、18%。

　　甘肅省提出2013年經濟增長12%以上，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和農民人均純收入增長15%，實際力爭發展得更快一些；四川省提出，努力實現2013年全省G D P增長11%，奮斗目標12%以上，城鎮居民可支配收入增 長14 %，農 民 人 均 純 收 入 增長15%；山西省提出的目標是，地區生產總值增長10%左右，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農民人均純收入分別增長10%、10%以上。

　　還有一些省市提出，居民收入增長與G D P同步增長。例如深圳市2013發展預期目標初步確定為：本地生產總值增長調低至9%，人均可支配收入與經濟保持同比增長；蘇州市將2013年的G D P、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和農民人均純收入的增速均定為12%以上；南昌市也將上述三大目標均定為12%；宜 昌 市 的 目 標 是：生 產 總 值 增 長12.5%，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農村居民人均純收入增長與經濟發展同步。

　　“各地將收入增長目標定在高于G D P的水平上，這主要是呼應中央在十八大報告中提出的收入倍增計劃。要完成中央收入倍增的計劃，就需要地方層面從今年開始切實推進。”中國人民大學經濟學院教授鄭超愚對《經濟參考報》記者表示，不低的增長目標同時也體現出地方對經濟增長的信心。

　　十八大報告提出，確保到2020年實現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宏偉目標，實現國內生產總值和城鄉居民人均收入比2010年翻一番。這也是收入倍增計劃作為未來經濟發展的戰略目標，首次明確納入黨的報告。

　　記者注意到，在一些地方的政府工作報告中，明確提出實施收入倍增計劃。例如，四川省樂山市提出，力爭2016年、確保2017年，全市G D P和城鄉居民人均收入在2012年基礎上實現翻番。寧夏吳忠市也提出實施收入倍增計劃，要求到2017年，城鎮居民可支配收入、農民人均純收入力爭實現翻番。

　　擔憂

　　目標能否實現引質疑

　　為實現收入增長目標，各地在政府工作報告中都提出了一些工作計劃和配套措施，不過仍有專家對增收目標能否完成提出了擔憂和質疑。

　　國家信息中心副研究員鄒士年對《經濟參考報》記者表示，很多地方都將居民收入增速高于地方G D P增速作為發展目標之一，這顯然是鼓舞人心的。但是，從當前的狀況來看能夠真正實現的省份可能不會太多。

　　他說，收入的增長與經濟發展和收入分配制度密切相關。從經濟增長來看，全球經濟依舊脆弱，發達國家經濟增長乏力，外部需求疲軟必然影響國內經濟，更直接影響眾多與這些出口型企業相關的中低收入者的收入水平。而國內由于技術創新不足，成本上升，制造業景氣度依然不足，房地產調控繼續從緊，國內經濟增長的緩慢必然影響居民收入水平的提高。

　　“收入分配制度方面，雖然中央加大結構性減稅措施，地方政府也不斷上調最低工資標準，但是如何使措施真正得到落實，使絕大多數中低收入者收入水平真正獲得提高是關鍵。”鄒士年說，對于體制內事業單位人員的工資上漲和落實可能比較容易，但對于廣大企業就業人員，尤其是占我國就業人口90%以上的中小企業，在經濟復蘇緩慢背景下，工資水平的上漲可能比較艱難。

　　另外，最為重要的是占人口絕大多數的這些中低收入人群缺乏足夠的財產性收入，僅靠工資性收入很難實現收入的較快增長。鄒士年說，而對于財政轉移性收入，在當前G D P增速放慢，地方政府土地財政收入下降，制造業依然不夠樂觀的背景下，很難會有較大程度的攀升。

　　此外，有專家提出，現在地方財政普遍吃緊，也為居民增收帶來壓力。財政部數據顯示，受經濟增長放緩、企業效益下滑，價格漲幅回落特別是工業生產者出廠價格同比下降，以及結構性減稅政策力度較大等因素影響，2012年財政收入增幅比上年同期明顯回落，1至11月全國財政收入累計增幅比2011年同期回落14.9個百分點，其中稅收收入增幅同比回落14.9個百分點。

　　“誠然，居民收入的快速增長有利于實現經濟增長方式的轉變與經濟可持續發展。然而，為推動地方經濟發展，地方政府面臨事權與財權不相匹配的矛盾。在過去一年經濟放緩和房地產市場調控下，一些地方政府面臨更大的財政壓力。如何有力地實現這一目標呢？”匯豐銀行宏觀經濟分析師孫珺瑋說。

　　重點

　　更應關注保障水平和收入差距

　　在各地公布增收目標后，有網友吐槽“被平均”，稱更關注收入增長給個人帶來的實際感受。對此鄒士年提出，收入增長幅度不一定一窩蜂定為超G D P增速，重要的是讓中低收入者感受到實實在在的收入水平的提高和收入分配差距的縮小。

　　他說，在關注居民收入總量增長的同時，更應關注增長的結構，如果收入增長速度上去了，但在我國當前財產稅、房地產保有環節稅收等很多二次分配調節機制還不完善的情況下，如果收入增長不注意結構的調整，收入增速的提高可能會加劇貧富差距格局。

　　孫珺瑋認為，居民收入的較快增長從根本上涉及到收入分配改革，如何在做大G D P蛋糕的同時，平衡政府、企業與家庭部門的收入分配。“過去十年，政府部門的財政收入與企業盈余占G D P的比重穩步上升，而勞動者收入占G D P之比從2000年的51%降至2011年的45%。現在是時候讓勞動者收入占比回歸到更合理水平上了。”

　　“收入增長并不等同于福利增加。雖然說收入向個人傾斜，但政府有沒有轉移負擔？是否更好地解決了居民在養老、教育、醫療等方面的后顧之憂？”鄭超愚表示，我們在關注收入增長的同時，也要關注公共服務是否滿足了居民需求，是否能夠公平分配。這些綜合起來決定了居民的福利。政策目標最終要落實到居民福利增加上來，而不是簡單的居民收入增長。

　　北京大學中國國民經濟核算與經濟增長研究中心副主任蔡志洲表示，改革開放尤其是進入新世紀以來的中國經濟增長，為提高我國城鄉居民的收入水平做出了重要貢獻，但與此同時，我國居民內部的收入差距也擴大化了。有合理的因素，即通過生產要素激勵機制提高生產效率，但也有不合理的成分，如市場壟斷、土地市場發育不全等造成了一部分人收入及財富的過快增長，不能籠統地把所有的收入分配差異的擴大都說成不好的，而應該具體情況具體分析，通過更深入市場化改革，使收入分配制度更加合理。

　　蔡志洲說，繼續穩步推進我國的工業化和城市化進程；重點改善農村低收入居民家庭的收入；通過體制創新和深入的市場化進程，改善市場競爭環境，減少因為制度的缺失導致的收入分配惡化；在生產領域，尤其是在第二、第三產業，要處理好勞動和其它生產要素之間的分配關系；處理好國民收入初次分配和再分配的關系等都是現階段的重要任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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