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校教師吐槽科研經費制度：先逼良為娼再抓嫖

高校科研項目（縱向）經費使用環節流程圖。 （曾子穎/圖）

　　套取勞務費的紅與黑

　　最終理智戰勝了道德，但每一次報銷買家具、洗衣機、冰箱的錢時，又“自己都瞧不起自己”。

　　另一個將老師由君子變成小人的，則是在科研中，是否應該認定教師的“勞動報酬”。

　　“我辛苦為人類創造知識時，人家財務人員告訴你，你不得從科研經費中提取報酬。”王亮說，這是最讓他生氣的。

　　中國的科研經費管理辦法規定，因為高校教師已經通過學校安排了相應的經費（包括工資和福利），因此不允許直接在項目中列支此類人員的人員性費用。

　　這一點，在相關管理人員的介紹中，也是符合國際慣例的，例如美國，拿滿全年12個月工資的高校教師也不允許從課題中獲得報酬。

　　“你看看人家美國教師的工資是多少，我們的是多少。”王亮對此不以為然，據《紐約時報》報道，在全球的大學教師薪酬排行中，中國的大學教師平均工資排名倒數第三，而剛開始工作的青年教師工資，甚至全球墊底。

　　“靠工資根本沒辦法生存。”留德回來的青年教師何渺對此感同身受，作為講師，他一個月只有5000塊的工資，但房租就要花去2200，在他回國的第二年，他的孩子出生了。

　　唯一的辦法，就是從課題經費中套取。

　　從德國回來時，何渺獲得了學校給予20萬安家費的承諾。但入校后，才被告知，這20萬如果以安家費的形式發放，要收取25%的稅，人事處工作人員建議可以選擇用橫向課題立項的方式避稅。他覺得這事兒“很擰巴”。最終理智戰勝了道德，但每一次報銷買家具、洗衣機、冰箱的錢時，又“自己都瞧不起自己”。

　　王亮采用了普遍為之的方法，他找到自己的學生，將課題經費以勞務收入的形式打到學生的賬戶，給學生一點提成后，再收歸己有。

　　人人喊打的套取行為在高校教師眼里，卻有著紅與黑的兩面。

　　一方面，他們看不起中飽私囊者，“系里前幾年從美國引進了一位教授，剛回國就申請到一個八千萬元的科研項目，以行內眼光看用不了這么多錢，也沒見出成果，教授們私底下都叫他李八千。”廣東一高校不愿具名的博士說。

　　但對于那些“為了推進科研工作采取的靈活性手段”，有受訪者表示，“要相信絕大部分科研人員還是自覺的，不會放開拿，拿多拿少，真的也只能靠自覺。”

　　對于高校教師的自覺，福建某重點高校青年教師章羽說，“不是管得嚴就能解決了，你看縱向經費管得這么嚴，也沒見人少拿，橫向經費管得那么松，也沒有多拿，這說明教師還是有自覺的，不是嚴不嚴的問題，而是不得不拿的問題。”

　　章羽補充說，“一方面是教師覺得沒有收到應有的報酬，另一方面是不靈活處理課題難以進行。”

　　“這個制度，就是讓人造假。”王亮說得有些痛心疾首，也有些無所謂。

　　逼良為娼？

　　“要考慮申請課題了，不然以后職稱評定怎么辦啊，你要接地氣兒。”

　　“如果不是為了職稱和考核，我根本不會申請課題。”王亮接著說。

　　這是當前中國高校教師普遍身處的現實，職業的上升通道，與能否申報上課題，以及課題的重要性，直接掛鉤。

　　所有教師，幾乎都毫無例外地要被卷進科研的洪流中。

　　以王亮所在的學校為例，若要升上教授，必須主持一項國家級的科研課題，或者能為學校拉到80萬以上的科研經費。

　　來到這所大學之前，他已經在另一所大學授課多年，他喜歡教學，對科研興趣乏乏，當了十一年的講師。但年歲漸長，毫無所成，他不得不正視原來的“消極”。當年一起讀博的同學畢業兩年后就評上了副教授，就是因為課題做得好。王亮決定要“有點上進心”—申請課題。

　　后來，他真的申請到了一項國家級社科課題，這并不容易，以2013年為例，國家社科基金年度項目和青年項目共受理有效申報28678項，但最終只立項3826項。

　　“可能是我課題里有‘和諧’兩個字，那年正好撞上了。”

　　而他發現，申請到了國家級課題真的好處多多，即使教學或者發論文等其他方面做得很差，學校也不會追究。

　　事實上，由于申報成功的課題數量，將直接影響學校的科研排名，各大高校總是最積極要求教師進行申報。

　　每年，作為一所985高校，王亮所在的大學都會召開一次盛大的申報課題動員會，學校領導在臺上講話，說要辦研究型大學，自然基金和社科基金是衡量一個學校科研水平的標志，大家都要申報。在學期進行了三分之二的時候，會把每個學院爭取的科研經費、項目立項成果都張榜公布，進行排名，排名靠后的學院會受到校長點名批評。

　　留德回來的青年教師何渺，身處的學校只是一所普通的省屬高校，科研實力并不出眾，但越是這樣，學校領導越是希望能夠申請到課題，給學校帶來榮譽。

　　在任何場合，只要碰到領導，何渺就會被叮囑，“要考慮申請課題了，不然以后職稱評定怎么辦啊，你要接地氣兒”。

　　學校領導則在開會時不止一次發出豪言，對于有希望的申報題目，學校會做好“后續工作”，“該跑北京跑北京，該走專家走專家”。

　　當何渺首次聽聞“后續工作”的提法時，他覺得很奇怪，“就像學生去考試，你說考得怎么樣不重要，‘后續工作’才重要一樣。”

　　何渺覺得奇怪，但校領導則言出必行。今年，一個有希望申報國家自然基金的項目，校領導就真的去了北京，找評委、請托、游說，反而是課題的申報者，待在學校里無事可干。

　　2014年3月，何渺覺得自己不能這樣了，他也得在申報的道路上奮進，他聯系了自己在德國的導師，征得對方同意后，聯合申報，希望能借助老師的名氣，一舉拿下一個國家級的課題。

　　他將申請的表格翻譯成德文，發給老師。一個月后，老師卻回復要退出聯合申請，理由是填報這樣的表格讓他感到一種自上而下的審查，他不信任這種被對待的方式。“老師感到不舒服，覺得傷害了自尊。”

　　（因采訪對象要求，文中王亮、王杰、林婷、李元、林可、章羽、何渺均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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