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某，1992年出生，案發前是北京市某藥店員工，未婚生育后，將剛剛誕下的男嬰殺死。她正在讀大學的男友喬某將嬰兒尸體拋至垃圾桶。12月8日，檢方以王某涉嫌故意殺人罪，喬某涉嫌幫助毀滅證據罪提起公訴。法庭上，王某反復強調，自己雖然在醫學院上過學，但學的是醫藥營銷，對女性生理方面的事情不了解，直到生出孩子，才知道懷孕了。

　　搜索近年來的新聞可發現，未婚媽媽殺嬰案發生的數量和頻度已不容小覷。僅引用一組官方數據就可以說明形勢的嚴峻：深圳寶安區檢察院統計，2009年至2013年，共發生10起未婚媽媽殺嬰案；北京市一分檢進行司法調研后發現，2011年至2014年間北京累計發生未婚媽媽溺嬰案件8件8人。生理知識缺乏、法律意識薄弱，是這些親手殺死自己孩子的未婚媽媽的共同特點。

　　殺嬰案發生之后，司法機制迅速啟動，依照法律對犯罪嫌疑人進行制裁，這是打擊犯罪行為的題中之義。但是，從社會學角度看，隨著社會發展的形態日益復雜，一些年輕人的婚戀觀變化激烈，再加上人口流動對穩定家庭形態的挑戰，未婚媽媽現象在近期內很有可能繼續增加。如果社會不正視未婚媽媽現象的客觀存在，不在社會制度上為未婚媽媽的生存提供疏導的空間，那么類似悲劇繼續發生，就不僅僅是未婚媽媽一個人的責任。

　　很多社會現象，在道德上保留探討、爭論的空間，主流社會價值觀堅守自己的陣地，這都不是問題。但是，社會亞群體的出現，并不意味著主流社會價值的禮崩樂壞。亞文化與主流文化之間并非水火不相容，而不妨探索彼此和諧共生的可能性。主流社會群體應當履行自己的社會責任，把容忍和善待社會亞群體視為自己的義務。對未婚媽媽現象的正確態度是，你可以不同意它，不支持它，但是你必須容忍它，而且應該力所能及地幫助未婚媽媽們，而不是舉著道德大棒歧視她們。

　　社會在機制應對上沒有認真回應未婚媽媽的訴求，在某種程度上，使得未婚媽媽的生存空間變得更為狹小。比如，未婚媽媽能不能給自己的孩子上戶口？前幾天召開的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領導小組第十九次會議，強調要全面解決無戶口人員登記戶口問題。相信現在的無戶口人員中，有一定比例的人可能就因為未婚生育而無法上戶口。不管家長出于什么原因未婚生育，孩子都是無辜的，就應該享有最基本的公民權利。

　　據多地統計，未婚媽媽以外來務工人員居多，她們的抗風險能力低，不期而至的孩子無疑讓她們經受精神和物質的雙重考驗。如何協助她們渡過難關，履行一個年輕母親的撫養責任，在必要的時候介入嬰兒無人撫養的僵局，是社會各界需要思考的問題。前段時間，圍繞公共部門該不該設置“棄嬰島”的問題，輿論界曾引發熱議。其實，無論“棄嬰島”有沒有增加棄嬰的數量，都不應該放棄這方面的嘗試。一個母親不履行自己的撫養責任，僅是個人之惡；而一個社會不發揮自己的救濟職能，那就是一種集體失職。

　　面對越來越多的未婚媽媽，當務之急是社會各界凝聚共識，在道德爭議的喧囂之上，追求更大的善意。我們早已回不到僅憑道德高壓，來約束責任與義務、協調社會秩序的時代，恐怕也很少有人愿意回到那個時代。那么，面對未婚生育這樣的現代性問題，就不得不拿現代的方法疏導與解決，停留在傳統視角來批判是無濟于事的。我們必須正視未婚媽媽這一社會亞群體，只有這樣，才能讓全社會釋放普遍的正義與文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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