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中央財經大學財經研究院院長、教授、博士生導師，中央財經大學政府預算研究中心主任，北京財經研究基地首席專家　王雍君

　　今年的政府工作報告和“十三五”規劃，將經濟增長率目標下調至6.5%-7.0%的區間，引起各界廣泛關注，也不乏擔心。許多人設問：當前的經濟陣痛何時過去？我的答案是：只要調整到位，應該就快了。中國正處在一個重要的較長周期的調整時期，包括經濟模式，也包括經濟政策的目標和達成目標的方式。增長率目標的下調，就是調整措施中非常重要的一環。下面我給出六個理由，說明為何擔心是多余的、下調是正確的并且是必需的。這些理由都是基于公認的事實或者公理性的前提，而不是憑空捏造或無端猜測。

　　1.總額效應：GDP同樣增長1個百分點，現在帶來的經濟總量增加比過去大得多。2015年，中國的GDP總量約68萬億元人民幣，10年前只相當于這個數字的約1/4。所以，現在只要增長1%，可增加約6800億元人民幣的經濟總量，10年前必須有4%才能達到這個效果。易言之，現在增長1%，其價值相當于過去增長4%。這一公式可簡要表述為“1=4”。簡單換算一下，2015年增長率雖然“只有6.9%”，但價值相當于10年前近28%的增長率！實際上那時“才”約10%。所以，中國的增長率目標下調，反而說明我們一直在進步，不是在退步。

　　但中國的增長目標也不能太低，6.5%至7%大致就是一個“不高不低”的合適區間。不高是跟自己以往超高速增長年份比，不低是跟國際上其他經濟體相比。美國的經濟總量現在約相當于中國的2倍。所以，美國增長1%，中國就得增長2%以上，否則經濟總量超越美國就無望了，更不用說人均收入了。據此，如果美國增長3%，中國就得增長這個數字的2倍多——6.5%的下限目標不是很合適嗎？發達的大型經濟體中，從現在和可預見的未來看，有必要假設美國的經濟前景相對樂觀，大致可以保持多年3%的增長率，盡管概率不高。為何中國應把美國作為參照目標？因為美國的人口只有中國的1/3，如果總量趕不上人家，人均收入將永遠趕不上！何況，中國還要考慮印度這些新興經濟體的競爭壓力。

　　2.價值效應：在增長目標下調的同時，GDP里面許多東西的質量在提高、而價格甚至在下降。比如說電子產品吧：過去的電視機又大又貴，質量和性能也遠不如現在。手機、電腦、冰箱、空調……哪一個不是如此？我們日常生活中的許多方面也都如此。看看中國的高鐵和基礎設施，過去是啥樣啊？這些年越來越好了。中國的高鐵網肯定是世界棒的。交通的改善還體現在公路、鐵路、民航等許多方面。寧要增長率相對較低的“高商值生活”，還是高增長但質量不咋地、價格還不低的“低商值生活”？當然是前者。

　　30年前，中國是短缺經濟，盡快填飽肚子為第一要務。現在許多人吃得太多太好了，產能也過剩了，叫做過剩經濟。這個時候的主要矛盾不是快走，而是走穩。走快依然重要，但不如走穩來得重要了。產品與服務質量，主要不是靠快，而是靠穩。“穩”有很多含義，質量是其中的一個重要方面。

　　3.轉崗增崗效應：略有下降后的6.5%-7%的不高不低的目標，有利于就業崗位的轉換和拓展。中國每年需要轉崗和增崗的人數，規模堪比許多中小國家的全部人口。這些崗位來自“增崗”和“轉崗”兩個方面。增崗就是新增加的就業人口需要走上工作崗位。轉崗指原來的崗位消失了，因為技術和產業進步使這些崗位創造的產品與服務，不再被消費者認可了。市場依然需要鋼鐵，但不是原來那種，而是更好的鋼鐵，這意味著太大鋼鐵產業各個鏈條上的工作崗位，也需要相應轉換。這就是轉崗。轉崗的麻煩似乎更大，因為需要適應以前不適應的環境、技能和崗位。當然，轉崗成功帶來的成果也會更多。這是一把雙刃劍。

　　放大一點來說，就是目前的中國正處在一個4.0版工業革命的過程中，一個充滿機遇、自然也蘊含風險的過程。這個過程將在很大程度上影響整個中國經濟的未來走向，當然也會影響人們的生活方式。由于歷史的因緣際會，中國不幸錯失了前面三次工業革命帶來的機遇，這次我們再不能錯失了，實際上現在也沒有錯失。這是當代中國的大幸。4.0版的核心就是由數據技術和互聯網為紐帶聯結而來的分享經濟，基本要求就是高度整合與集成各個價值要素，并將成果分享給盡可能多的人。

　　從就業而言，影響主要不是減少崗位總量，而是轉崗：從過去的“傻、大、粗”的中低技能崗位，轉向“高、精、準”的中高技能崗位。這個過程出現了大量的不適應癥，而消除癥狀需要耗費時日。這就是中國經濟遭遇“陣痛”的一個腳注。其他原因還包括海外市場（貿易）低迷等因素。

　　正因為轉崗和增崗都耗時費力，所以，放慢一點增長目標實有其必要。如果轉崗增崗只是從A直接走到B那么容易，如果只要1天就走到了，增長率目標就得高一點。但事實不是這樣于從A到B的過程非常復雜艱難，堪稱宏大的社會經濟工程，陣痛必定難免，包括社會矛盾和穩定問題，相當棘手。所以，必須在執政黨和政府的強有力領導下，集合全社會的力量和智慧，通過適度下調增長目標等措施，騰出必要的空間和時間資源，在世界上最大的國家展開人類史上罕見的史詩般的大轉崗、大增崗。站在宏大的新型工業革命的背景下，站在制造業大國轉向4.0版經濟模式的背景下，中國無法繞開這道坎，只能迎難而上，把握機遇。

　　所以，我們的目光要放長遠一點。整體上看，中國不是在衰落，而是在進步。中國經濟不是在衰退，而是在大轉換的路上。中國經濟和社會有痛，但只是陣痛，不是長痛，更不是不治之癥，而是做手術過程中難以避開的那種痛。經濟大轉型和就業崗位大轉換，不能片面理解為就業機會總量的減少。舊的去了，新的來了。生活本來不就是如此嗎？世界本來不就是如此嗎？今天的犧牲，是為了明天的幸福；為了明天的幸福，今天必須有所犧牲。世上沒有免費的午餐。我們必須共擔犧牲、共享利益、共同管控未來命運。

　　4.生產率效應：較低增長目標可能帶來更高的生產率。生產率就是資源利用效率。隨著科技和管理進步，現在創造多樣多的GDP，不再需要消耗那么多資源（特別是化石能源和水資源），也不再需要那么多勞動力。或者等價地講，同樣的資源，現在可以創造更多的GDP。這就是生產率的進步。這些年我們的生產率一直在進步，但并未完全反映在經濟增長中，因為兩者差別很大。增長率關切的通常是今年比上年增加多少，而生產率關注的是投入-產出關系。同樣的GDP增長率，只要對應的生產率不同，其內在價值相差很遠。大致應該如何換算呢？

　　GDP及增長率指標的主要意義在于說明“經濟實力”。美國兩位經濟學家經過長期研究，發現了一個比GDP更好的衡量經濟實力的方法，公式如下：

　　經濟實力=GDP*生產率*增長率開平方

　　這個公式的喻意是：GDP增長率沒那么重要，生產率更能衡量經濟實力。具體地說，對于經濟實力而言，生產率“1份就是1份”，增長率就得打個狠折（開平方）。舉例來說，增長率若為9%，只能按其折后值3%計算，表明GDP總量和增長率都不能完整地代表經濟實力。根據測算，2010年美國的經濟總量比中國大不了多少（按購買力平價計算），中國的增長率可是美國的3倍多；但按上述公式調整后，中國的經濟實力不到美國的一半。同樣按照購買力平價計算，當年中國的經濟總量相當于日本的4倍多，但按生產率調整后，只相當于日本的2倍多。與印度相比，當年中國的經濟總量為其4倍多，但調整后中國的經濟實力為其6倍多。說明中國的生產率與美日相比差距不小，但比印度好多了。

　　由此可知，如果關注的是經濟實力概念，那么，生產率比增長率重要得多。網友們可以找找這些年中國的生產率數據，將會發現還是在逐步提高的。同樣的經濟增長率，得乘上一個生產率因子：生產率越高，就算增長率低一點，整體的經濟實力還是在擴大。

　　從這個視角下，我們可以更好地理解增長目標下調的合理性。這是因為，過高的增長目標，不容易將經濟人的注意力引向生產率這個更棘手、也更重要的目標上來。高增長目標的本質是強調“快”，但生產率目標遠沒有這么簡單。給定其他條件，可以合理推論，越快，生產率越低，從而產生更多的“經濟實力水分”。在資源日益緊張的背景下，經濟實力越來越依賴生產率，而不是增長率。

　　5.人均收入效應：適當下調增長目標很可能有助于人均收入增長。GDP與人均收入誰更重要？得看關切的是什么。如果關切的是整體的經濟實力，GDP或增長率更重要（雖然不如生產率重要）；但就生活水準而言，人均收入才是王道。增長很快，但人民不能從高增長中得到實質的好處，其價值就會大打折扣。

　　2015年，中國的人均收入增長率達到7.4%，高于經濟增長率0.5個百分點。說明在一定程度上，“低”增長與“高”人均收入之間并不沖突，甚至是一致的。這里需要一些論證。但觀察經驗事實也可直觀地發現：多年來的高增長，并未帶來人均收入的相應提高。現在這個局面已被遏制，這是天大的好事。

　　6.問責效應：增長目標下調有助于促進GDP中心的政績問責制，轉向更為平衡的政績問責制。經濟不是一切。政府的本質是服務人民。如何引導和約束公共官員以低成本向公民提供服務的激勵，需要特別加以關注。公共服務就是社會成員共享的“公共品”，比如保障干凈充足的水源、保護土壤使其免受各種人造物的危害、保護植被以及保護大氣質量。司法服務也是極重要的公共品。問責的另一個維度是財政責任：必須保證政府的財政狀況是健康的。

　　易言之，責任政府建設，要求適當平衡經濟、服務和財政責任。三者的邏輯關系是：經濟問責“親商”、服務問責“親民”，兩者都需要、也都很昂貴，所以必須在財政責任下統籌考慮。底線是：不能破壞或弱化可持續性。

　　在當前的問責制下，服務和財政問責偏弱，導致公共服務的質量以及財政可持續性很難得到真正關切。我相信，適當下調經濟增長目標，有利于促進問責要素間的適當平衡。茲事體大，不可不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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