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生產率效應：較低增長目標可能帶來更高的生產率。生產率就是資源利用效率。隨著科技和管理進步，現在創造多樣多的GDP，不再需要消耗那么多資源（特別是化石能源和水資源），也不再需要那么多勞動力。或者等價地講，同樣的資源，現在可以創造更多的GDP。這就是生產率的進步。這些年我們的生產率一直在進步，但并未完全反映在經濟增長中，因為兩者差別很大。增長率關切的通常是今年比上年增加多少，而生產率關注的是投入-產出關系。同樣的GDP增長率，只要對應的生產率不同，其內在價值相差很遠。大致應該如何換算呢？

　　GDP及增長率指標的主要意義在于說明“經濟實力”。美國兩位經濟學家經過長期研究，發現了一個比GDP更好的衡量經濟實力的方法，公式如下：

　　經濟實力=GDP*生產率*增長率開平方

　　這個公式的喻意是：GDP增長率沒那么重要，生產率更能衡量經濟實力。具體地說，對于經濟實力而言，生產率“1份就是1份”，增長率就得打個狠折（開平方）。舉例來說，增長率若為9%，只能按其折后值3%計算，表明GDP總量和增長率都不能完整地代表經濟實力。根據測算，2010年美國的經濟總量比中國大不了多少（按購買力平價計算），中國的增長率可是美國的3倍多；但按上述公式調整后，中國的經濟實力不到美國的一半。同樣按照購買力平價計算，當年中國的經濟總量相當于日本的4倍多，但按生產率調整后，只相當于日本的2倍多。與印度相比，當年中國的經濟總量為其4倍多，但調整后中國的經濟實力為其6倍多。說明中國的生產率與美日相比差距不小，但比印度好多了。

　　由此可知，如果關注的是經濟實力概念，那么，生產率比增長率重要得多。網友們可以找找這些年中國的生產率數據，將會發現還是在逐步提高的。同樣的經濟增長率，得乘上一個生產率因子：生產率越高，就算增長率低一點，整體的經濟實力還是在擴大。

　　從這個視角下，我們可以更好地理解增長目標下調的合理性。這是因為，過高的增長目標，不容易將經濟人的注意力引向生產率這個更棘手、也更重要的目標上來。高增長目標的本質是強調“快”，但生產率目標遠沒有這么簡單。給定其他條件，可以合理推論，越快，生產率越低，從而產生更多的“經濟實力水分”。在資源日益緊張的背景下，經濟實力越來越依賴生產率，而不是增長率。

　　5.人均收入效應：適當下調增長目標很可能有助于人均收入增長。GDP與人均收入誰更重要？得看關切的是什么。如果關切的是整體的經濟實力，GDP或增長率更重要（雖然不如生產率重要）；但就生活水準而言，人均收入才是王道。增長很快，但人民不能從高增長中得到實質的好處，其價值就會大打折扣。

　　2015年，中國的人均收入增長率達到7.4%，高于經濟增長率0.5個百分點。說明在一定程度上，“低”增長與“高”人均收入之間并不沖突，甚至是一致的。這里需要一些論證。但觀察經驗事實也可直觀地發現：多年來的高增長，并未帶來人均收入的相應提高。現在這個局面已被遏制，這是天大的好事。

　　6.問責效應：增長目標下調有助于促進GDP中心的政績問責制，轉向更為平衡的政績問責制。經濟不是一切。政府的本質是服務人民。如何引導和約束公共官員以低成本向公民提供服務的激勵，需要特別加以關注。公共服務就是社會成員共享的“公共品”，比如保障干凈充足的水源、保護土壤使其免受各種人造物的危害、保護植被以及保護大氣質量。司法服務也是極重要的公共品。問責的另一個維度是財政責任：必須保證政府的財政狀況是健康的。

　　易言之，責任政府建設，要求適當平衡經濟、服務和財政責任。三者的邏輯關系是：經濟問責“親商”、服務問責“親民”，兩者都需要、也都很昂貴，所以必須在財政責任下統籌考慮。底線是：不能破壞或弱化可持續性。

　　在當前的問責制下，服務和財政問責偏弱，導致公共服務的質量以及財政可持續性很難得到真正關切。我相信，適當下調經濟增長目標，有利于促進問責要素間的適當平衡。茲事體大，不可不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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