聚焦G20峰會:世界期盼G20如何開出“中國藥方”

　　這兩天，世界進入了G20時間，但G20時間以中國為基準。11月13－14日，G20首腦峰會前唯一一場主題為“加強全球增長”的峰會前的預熱峰會，由加拿大、澳大利亞、國際商會和中國智庫四家合辦。中國人民大學重陽金融研究院是承辦G20官方論壇的首家中國智庫。論壇第一天，經濟合作發展組織（OECD）秘書長安吉爾古里亞、國際商會（ICC）主席麥格勞三世都大談中國對國際貿易與經濟增長的貢獻，以及表達對目前貿易保護主義的擔心。

　　第二天被全場視為是“G20中國日”，或稱“人民大學日”，因為全場10位演講嘉賓其中4位來自中國，是歷年來最多的一次，且都是中國人民大學頭銜。國際商會執行理事、前中國銀行副行長、人大重陽高級研究員張燕玲作為論壇首位演講的中國嘉賓，率先談到中國為“建設更好的銀行”所付出的努力，以及中國有可能為全球做出的銀行改革貢獻。她認為，G20機制需要有更多中國金融治理經驗的分享，世界應該更多傾聽中國的聲音。

　　中國人民大學財金學院副院長趙錫軍教授認為，G20已從應對金融危機的階段轉換為為建立穩健的國際金融體系、進而支撐強勁、可持續、均衡的經濟增長目標而服務。中國在金融監管、政策協調方面有經驗，值得世界分享。中國人民大學國際關系學教授龐中英則說，中國G20外交是整體外交政策歷史性轉型的一部分。中國國內經濟改革也與國際變革進程相關。G20框架與中國改革相互促動。我也做了半小時的主題演講。在演講中提及目前G20存著國際治理執行力不足、身份認同與功能定位有待明確、長期維持有待機制化等困境，中國是維系G20機制與為G20機制長期化做出貢獻的關鍵力量，希望全球學會分享中國的治理經驗。不少人在主講后主動圍上來交換名片，大多支持我們談到的中國對G20的貢獻與作用，有的則明確說，如果2016年中國主辦G20，那G20機制就有救了。

　　事實上，本次G20峰會最大的懸念就是，土耳其主辦2015年G20峰會后，誰將繼續主辦G20？2011年法國G20峰會后的共同聲明，明確了此后四年的主辦地分別是墨西哥、俄羅斯、澳大利亞與土耳其，其中談到“2015年之后G20的主席國將由輪值地區選舉產生，首先由亞洲小組開始，包括中國、印尼、日本和韓國?！?016年到底由誰辦，亞洲四國幾年來均未有任何官方聲明。

　　2014年初，中國人民大學校長、央行貨幣政策委員會委員陳雨露教授首次提出中國應積極申辦G20。9月在北京召開了第二屆G20智庫年會，建立全球首個G20智庫年會機制，通過了第二份G20智庫共同聲明，其中力主中國舉辦G20首腦峰會。

　　在布里斯班，我與許多人交談。大多數人都認為，2016年G20峰會花落中國，應該沒有什么懸念。預熱峰會壓軸出場演講的是，土耳其總理艾哈邁德達烏特奧盧。在我們演講后的兩個小時，這位國際政治學教授出身的政治家在同一個講臺上脫稿侃侃而談了70多分鐘。他的演講內容相當豐富與厚實，直面目前G20機制出現的諸多困境，也談到2015年G20由土耳其主辦，將把重心放在發達國家與新興國家的經濟融合、以及關注窮國利益的諸多要點。這些都很打動人，贏得在場人士的數次掌聲。會后，我截住他問道：土耳其主辦之后，中國是合適的G20主辦國嗎？達烏特奧盧悄悄地對我說：“當然！為什么不呢？”

　　事實上，我這些天接受了許多中外媒體的采訪，被問及最多的問題都與經濟增長、中國的G20作用相關。畢竟，2014年春季在G20財長、央行行長的雙部長會議上提出了“全球經濟平均增長2%”的目標并不容易實現。

　　14日一早，英國首相卡梅倫在悉尼與澳大利亞總理艾伯特發表聯袂演講，大談基礎設施建設對英國促進作用?？穫愌葜v以中國這些年大修機場、高速公路、高鐵對經濟增長的推動作用為主要論據，借以告訴在場的嘉賓，英國在未來幾年也會加強基礎設施，希望各國投資者能夠看好英國的經濟機會。同為英聯邦的成員，艾伯特自然在一旁給英國打氣，呼吁在場人士相信英國的機遇，而澳大利亞與英國會加強這方面的合作。此次，會場響起了掌聲和笑聲。

　　一位澳大利亞商界人士笑著對我說，“要搞基礎設施建設，不還得靠你們中國嗎？”加拿大國際治理創新中心研究員托馬斯伯恩斯對此的疑惑是：目前G20雙部長會設立的2%經濟增長目標是能否實現，不能靠單打獨斗，而是得靠多邊體系下的治理合作，否則，經濟增長就是空談。

　　但我把這條獨家消息第一時間告訴國內朋友時，他們的反應是，“APEC藍，然后是G20藍？”是的，因為15日聽說北京又是重度霧霾。好吧，大家要相信，APEC藍之后，G20藍不會太遙遠。但更重要的是，天天都要藍，才是關鍵。

　　G20對中國充滿期待，中國也對G20充滿期盼

　　“多邊搭臺，雙邊唱戲”，這是國際通行的做法。然而，多邊外交的意義在升華,多邊成為展示、提升中國國際影響力的重要載體和渠道，有利于增加中國在全球治理中制度性的國際話語權。

　　G20就是世界經濟治理最重要的多邊機制之一。11月14日—16日，習近平主席赴土耳其安塔利亞出席二十國集團(G20)峰會。這是中國國家領導人第十次出席這個“全球經濟治理的首要平臺”。此次會議之后，中國將正式接棒，全力籌備明年秋季在中國杭州舉行的G20峰會。

　　因危機而生的G20未來的路怎么走？中國的角色至關重要。

　　其一，中國在世界經濟中的份量決定中國角色至關重要。中美是世界上唯獨兩個超10萬億美元的經濟體，而且中國對世界經濟增長的貢獻高出美國一倍。中國占世界經濟總量雖然只有13%，但2009-2011年間，對世界經濟增長的貢獻高達50%以上，遠遠高出排在第二名的美國。目前，中國經濟增速雖有所放緩，對世界經濟增長的貢獻率仍在30%以上。中國的經濟增長速度，是所有大的經濟體里增速最高的，相當于一年增長一個南非GDP。此外，中國還是世界第三大投資大國、最大貿易國，是128個國家的第一大貿易伙伴，在世界經濟中地位可謂舉足輕重。

　　其二，中國在國際秩序轉型中的身份決定中國角色至關重要。G20峰會是金融危機以后，大國經濟協調的重要平臺，包含了三種力量。一是七國集團，老牌的工業化國家；二是金磚國家，已成立金磚國家組織；三是既不在七國集團，也不在金磚國家的中等強國，如韓國、土耳其、墨西哥、印度尼西亞等。中國在這三大陣營里都具有話語權：本身是最大的金磚國家，又是世界第二大經濟體，可以和七國集團對話，其他中等強國則希望可以被吸納到金磚國家，為此也十分期待中國支持。這是中國在外交上的多重身份和資源。

　　其三，中國在全球治理中的位置決定中國角色至關重要。G20安塔利亞峰會上，習近平主席提出四大建議：第一，加強宏觀經濟政策溝通和協調，形成政策和行動合力。第二，推動改革創新，增強世界經濟中長期增長潛力。第三，構建開放型世界經濟，激發國際貿易和投資活力。第四，落實2030年可持續發展議程，為公平包容發展注入強勁動力。可以說，這四大建議鮮明體現了中國在全球治理中的位置：協調、改革、開放、平衡，即協調國際立場，改革治理體制，開放合作平臺，平衡發展目標，體現中國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理念。

　　隨著全球化發展，中國經濟與世界經濟緊密相連。中國的經濟增長速度，盡管與以前相比有所下降，但整個世界對中國的期待和熱情，沒有減少，甚至增加。世界不僅期待中國為經濟增長提供正能量，還期待中國為全球治理貢獻中國方案、中國智慧?！耙粠б宦贰钡某h，被越來越多國家認為和他們的切身利益相關，是世界上最熱的話題之一，就是明證。

　　G20對中國充滿期待，中國也對G20充滿期盼。G20是世界經濟治理的最合法平臺，是增強我制度性國際話語權的最合適載體，是推動建立國際新秩序的最好機會。我們有十足理由對明年杭州G20峰會充滿期待。

　　G20成員占全球經濟總量的80%以上，對世界經濟增長意義重大。

　　2016年9月4—5日，第11次G20峰會將在浙江杭州舉行，屆時全球最重要的20個大國領導人及部分特邀的重要經濟體領導人將年度聚首，討論全球經濟治理的重大議題。這是中國第一次主持全球經濟治理的頂層設計，也是G20峰會第一次連續兩年由新興國家擔任主席國，對國際經濟金融體系改革措施的延續性具有重要的意義。

　　從2015年底中國接捧G20主席國以來，中國以“4I”為主題，即“共同構建創新（Innovative）、活力（Invigorated）、聯動（Interconnected）、包容（Inclusive）的世界經濟”，延承了上屆土耳其安塔利亞峰會的主題“3I”，即包容性（Inclusiveness）、落實（Implementation）與投資性增長（Investment for growth）的大量內容。

　　然而，歐美近年來的輿論一直存在著諸多質疑G20重要性的聲音。因此，對中國、廣大新興經濟體及諸多有志于國際經濟金融體系改革的有識之士而言，必須進一步強調，在當前全球經濟面臨新增長陷阱的今天，G20正變得愈發重要。G20國家需要進一步團結起來，建立長效治理機制，應對目前全球經濟的新增長陷阱。理由如下：

　　第一，全球經濟增長的持續低迷，正在嚴重沖擊著各國發展的福祉。數月來，各大機構紛紛調低對全球經濟增長的預期，普遍認為2016年全球經濟增長預期將在2.9%以下。這將是繼2015年全球增長2.4%之后，全球連續第二年增速低于3%。要知道，2008—2014年，全球實際GDP年均增速是3.26%。看來，在澳大利亞布里斯班二十國集團（G20）領導人峰會上，G20國家提出的全球增長目標，即到2018年底“使全球經濟總量比‘現有預期軌道’基礎上更多增加2%”的目標要落空了。因為測算可知，要完成這一目標，需要讓全球經濟在2015—2018年平均增速達到3.2%以上。當前美歐日等發達國家的經濟復蘇乏力。2016年4月中旬，IMF還把2016年美國經濟增速預估由2.6%下調至2.4%；將2016年歐元區經濟增速預估由1.7%下調至1.5%；將日本經濟增速預估從1%下調至0.5%。

　　第二，美聯儲加息的持續預期，正成為懸掛在全球經濟再平衡之上的“達摩克利斯之劍”，對世界經濟持續產生潛在威脅。2014年10月美聯儲宣布徹底退出量化寬松貨幣政策，此后，美聯儲加息預期逐漸形成，成為懸掛在全球經濟再平衡之上的“達摩克利斯之劍”，對G20政策協調產生潛在威脅。尤其是2015年8月以來，有關美聯儲加息的猜測甚囂塵上，引發全球金融市場大動蕩，大量套利資本從新興市場國家流出，多國出現匯率過度波動和無序調整，嚴重影響地區乃至全球的經濟金融穩定。2015年12月17日，美聯儲宣布開啟加息進程，決定將聯邦基準利率提高0.25%。盡管2016年以來，美聯儲在加息舉動上屢屢“欲罷還休”，但對美元加息的預期仍在持續，國際大宗商品市場、國際外匯市場以及國際資本市場產生的重大影響，加大了G20政策協調的復雜性和難度。

　　第三，主要貨幣對美元總體貶值，匯率波動大幅震蕩。自2014年10月美聯儲退出量化寬松政策以來，美元指數呈現上漲走勢，新興市場貨幣指數大幅下挫。2015年，主要受美聯儲加息預期的影響，全球外匯市場呈現出美元一枝獨秀、其他主要貨幣對美元總體貶值、匯率波動大幅震蕩的局面。隨著美國經濟的復蘇，美聯儲持續升值預期在未來或將變得更加強烈，美元仍將保持走強態勢，匯率大幅震蕩波動不可避免。短期套利資本大量流出，外匯儲備規模大幅縮減。據IMF數據顯示，2009年—2012年共計有4.5萬億美元從發達國家流入新興市場國家。近期，美聯儲加息預期正在產生完全相反的效果，短期套利資本大量流出新興市場國家，最直接的反映就是其外匯儲備規模大幅縮水。新興市場國家的外匯儲備快速下降，流動性風險加大，導致高漲的資產價格隨著流動性收緊而出現下跌，再加上其金融體系的脆弱性，發生金融動蕩的可能性加大。

　　第四，全球貿易保護主義抬頭，經濟增長引擎作用減弱。根據WTO數據顯示，2015年全球貿易總量同比下滑近14%，2016年全球貿易量增長將在3.9%左右，仍將低于過去20年5%的平均水平。這很大程度上是由于美元加息預期導致的大宗商品價格，特別是原油價格大幅下跌造成的。同時，部分發達國家為了維持出口競爭優勢，采取貿易保護主義政策，甚至主動貨幣貶值。然而在全球經濟不景氣的情況下，一國率先進行貨幣貶值，可能引發競爭性貨幣貶值，從而使其優勢快速消磨殆盡。全球貿易的大幅下滑，不僅增加了貿易保護和貨幣競爭風險，也為全球經濟復蘇蒙上了陰影。

　　總之，21世紀第二個10年的“增長陷阱”的性質堪稱全球經濟的“新增長陷阱”，這包括主要經濟體人口“老齡化”、全球財富分配“新鴻溝”難題、全球技術創新“中梗阻”、地緣政治風險等等。

　　2008年，由于“金融海嘯”來襲，世界各國均面臨全球金融危機帶來的威脅。在世界經濟現實發展需要的帶動下，發達國家和新興國家為加強對話和政策協調，于2008年在美國華盛頓召開首次二十國集團（G20）領導人峰會，G20機制自此應運而生，成為全球經濟合作首要論壇。G20以精誠合作的伙伴精神，加強宏觀經濟政策協調合作，化解了全球金融危機帶來的短期風險，形成了全球經濟增長合力。

　　然而，八年以來，值得警惕的是，主要國家經濟走勢和政策取向的差異變得越來越大，G20宏觀政策協調難度進一步上升。美國經濟呈現復蘇態勢，緩慢按下“緊縮”按鈕；歐元區、日本為刺激經濟，需要維持極度寬松的貨幣政策，這種嚴重分化的經濟形勢和貨幣政策取向，已經引發國際金融市場的劇烈震蕩，使得全球經濟面臨失衡風險，乃至徹底陷入增長困境。

　　總之，G20成員占全球經濟總量的80%以上，對世界經濟增長擁有難以推卸的責任，需要加強宏觀經濟政策溝通和協調，形成政策和行動合力，防止負面外溢效應，維護金融市場穩定，促進投資和消費，共同提振世界經濟增長。2016年則是這個進程中至關重要的一年。

　　（文章為作者獨立觀點，不代表新華網立場）

　　圖為G20成都財長/央行行長第三次會議現場

　　7月23-24日G20財長/央行行長第三次會議在成都召開。這是繼今年2月份上海會議、4月份華盛頓會議之后的又一場聚會，也是杭州峰會前最后一場G20財金軌部長會議。同時，鑒于當前全球經濟、金融形勢的極大不確定性，特別由于英國脫歐給全球經濟造成的下行壓力，G20成都會議受到海內外媒體的廣泛關注。那么，此次會議作為今年G20領導人峰會前的財金軌“收官”會議，與以往兩屆有何相同與不同？另外，此次會議公報透露出哪些關鍵信息？

　　政策性調控、打擊恐怖主義、國際間合作仍是會議主旋律

　　第一、使用所有政策手段實現經濟增長。今年的三次G20財金會議都強調G20成員國各自和共同使用貨幣、財政和結構性改革政策的必要性和重要性。自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以來，全球各大央行均實行了低利率，甚至零利率、負利率政策。例如，目前美聯儲執行0.25-0.5%基準利率，歐洲央行執行0.0%基準利率（主要再融資MRO利率），日本央行執行-0.1%超額準備金利率，但仍不能從根本上扭轉全球經濟低迷的狀態。因此，正如G20財金會議公報所言，“僅僅依靠貨幣政策是不夠的”，必須同時動用財政政策和實施結構性改革以實現經濟的強勁、可持續性和平衡發展。此外，政策調整時的選擇和設計應符合國家經濟情況，即尊重不同國家在宏觀調控時的差異化和自主權。如目前美國經濟的主要矛盾更多體現在需求端，而我國更多表現為供給端效率低下。

　　第二、關注非傳統安全威脅。地緣政治沖突、恐怖主義、難民流動等非傳統安全問題近幾年愈演愈烈。不僅造成到全球政治、地區形勢的更大動蕩，也成為全球經濟脆弱性增強的一個重要誘因。例如，近期發生在歐洲的恐怖事件直接影響了當地的金融市場、乃至經濟復蘇。7月14日的法國尼斯恐怖事件、德國7月份的連續恐怖襲擊事件等均引起了當地社會、經濟秩序的動蕩和不穩定。鑒于此，G20財金會議強烈譴責各種形式的恐怖主義，并指出須加大對恐怖融資行為的打擊。例如，成都公報中提到“歡迎金融行動特別工作組在實施其打擊恐怖融資新綜合戰略方面取得的進展，并呼吁有效落實其操作計劃?！?/p>

　　第三、加強國際稅收合作。國際稅收是G20成員國之間合作意愿最為迫切的領域之一，在近期的歷次G20財金會議中都得到突出體現。建立一個公平、包容、有序的國際稅收秩序不僅對發達國家有重要現實意義，同時也有利于增加發展中國家，特別是欠發達和最不發達國家的財稅收入和實現可持續發展。在此背景下，加快落實G20/OECD稅基侵蝕與利潤轉移（BEPS）項目非常關鍵。但同時，G20財長/央行行長也意識到國際稅收合作的困難。因此，4月份華盛頓公報提到的“在2017年或2018年之前執行自動信息交換標準”，在7月份成都公報中被調整為，“在2018年之前執行自動信息交換標準”。

　　第四、推動國際金融治理體系改革。作為聚集全球90%GDP、80%貿易、2/3人口的經濟體，G20在推動國際金融治理體系領域發揮了重要作用。例如，G20財長/央行行長會議在推動IMF和世界銀行治理結構改革領域起到了中堅力量的角色。今年的三次財金會議公報都提到繼續推動IMF份額和治理結構改革，以及世界銀行的股東審議。同時，華盛頓和成都會議公報更是明確指出，IMF的15次總審議應在2017年之前完成，并且應當增加有活力經濟體與其在全球經濟中相對應的份額，進而確保新興國家在國際金融組織中話語權的提高。

　　第五、強化宏觀政策協調。全球宏觀經濟、金融政策協調在各國經濟高度融合的今天顯得愈發重要。一個（主要）國家的重大政策調整不僅影響本國經濟走勢，更可能對地區、全球經濟產生深遠影響。例如，美聯儲一份FOMC會議紀要的公布就可能引起全球金融市場的波動。7月7日美聯儲公布6月份議息會議紀要，由于被市場普遍解讀為美聯儲整體偏向鴿派，導致美國標普500指數一天之內從2090點漲至2129點。同時，黃金也沖擊1332高位，穩定在1326上方。鑒于此，G20財長和央行行長多次強調成員國應加強宏觀政策協調和溝通，進而降低政策不確定性和降低負面“溢出性”。同時，G20成員國也承諾避免競爭性的貨幣貶值，并不以競爭性目的來盯住匯率，以及反對任何形式的貿易保護主義。

　　此次會議公報透露出哪些關鍵信息？

　　第一、首提“合作團結精神”。成都會議公報在第一段首次提到，“G20成員國本著合作團結的精神密切開展工作，并就各項議程取得了務實成果”。作為“協商式民主”機制重要代表的G20，其所有議題、建議必須一致同意，才能夠在G20峰會通過，并在各個成員國國內執行。在此背景下，“合作團結精神”至關重要。不過自2010年以來，隨著上一次全球金融危機的逐漸消退和發達國家經濟形勢的趨穩，G20內部成員之間合作意愿出現下滑趨勢。在一些重大議題上，各國宏觀政策不協調、不同步的現象頻繁出現，直接導致全球經濟、金融秩序的紊亂和無序。因此，本次成都會議明確提出并重申“合作團結”精神，對于未來G20運行具有重要指導意義。

　　第二、結構性改革獲得實質性進展，并首提“全球鋼鐵論壇”。如前所述，結構性改革已經成與貨幣政策、財政政策并列的重要宏觀政策工具，并在G20內部形成廣泛共識。成都會議在推進結構性改革方面邁出了重要一步，主要體現為一系列相關政策的審議和通過。例如，由增長框架工作組遞交的“深化結構性改革議程”獲得批準。作為一項具有重要指導性文件必將對未來G20國家結構性改革產生深遠影響。此外，作為配套文件，此次會議也通過了基于結構性改革九大優先領域而制定的一套指導原則。另外，為了進一步應對全球，特別是在鋼鐵領域的過剩產能問題，首次提到考慮成立“全球鋼鐵論壇”，進而加強信息交換、產能發展以及在政策領域的合作。

　　第三、重要、務實成果紛紛落地。作為杭州峰會前的最后一場財金會議，一些重要成果及倡議紛紛落地，從而體現G20機制的務實精神。例如，成都會議公報指出，“成立全球基礎設施互聯互通聯盟，以加強各個基礎設施互聯互通項目的整體協同與合作”。此項倡議的成功落地，一方面可以將我國的“一帶一路”、亞投行等重大發展戰略與G20工作無縫對接，另一方面也體現全球經濟體，特別是新興市場國家和發展中國家對互聯互通以及基礎設施投資的迫切、現實需求。此外，普惠金融全球合作伙伴工作組制定的G20數字普惠金融高級原則、G20普惠金融指標體系升級版以及G20中小企業融資行動計劃落實框架等重要建議均得到此次會議財長與央行行長的批準，并將遞交杭州峰會領導人最后審核、通過。

　　第四、“2030可持續發展議程”得到突出，并與G20“增長目標”對接。與前兩次會議公報相比，成都公報大大提升了財金軌對“2030可持續發展議程”的重視程度。例如，前兩次，僅在公報的倒數第二段提到，“重申致力于落實2030可持續發展議程”。而成都會議公報在第六段即強調支持“2030可持續發展議程”。同時，也將G20的“增長目標”與“2030可持續發展議程”并列，從而首次明確G20內部工作與聯合國可持續發展議程的正式對接。鑒于此，G20的多數工作都可以直接為實現“2030可持續發展議程”服務。例如，通過鼓勵多邊開發銀行對基礎設施領域的投資，可以幫助當地創造就業、增加收入，進而實現包容性發展。

　　第五、首提“巴黎俱樂部”。成都財金會議公報首次提及“巴黎俱樂部”，并指出“支持巴黎俱樂部作為主要的國際官方雙邊債務重組平臺，討論一系列主權債問題，支持巴黎俱樂部持續吸納更多新興債權國”?！鞍屠杈銟凡俊弊鳛橐粋€相對低調的國際債務重組機制，此次受到G20財長/央行行長會議的高度重視具有其重要意義。一方面，在當前全球國家主權債務迅速惡化的背景下，亟需一個更加有效的全球協調機制。例如，截止2016年７月21日，標普的主權評級數據顯示全球140個國家中，只有５個國家“展望”為“正面”，33個國家為“負面”，這是自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以來，惡化程度最為嚴重的時期。另一方面，全球主權債務市場日益多元化，因此有必要吸納更多的有活力的新興市場國家成為會員。鑒于此，韓國2016年７月1日正式成為其成員。與此同時，“巴黎俱樂部”與中國也都表達了加強合作的強烈意愿，中國是否加入“巴黎俱樂部”值得期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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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版權聲明：本文為新華網思客

　　2016年中國擔任G20主席國是其發揮國際領導作用的又一重大機遇。

　　自2009年二十國集團（G20）匹茲堡峰會將G20確定為“國際經濟合作的主要論壇”以來，它在全球經濟治理領域取得了諸多成就。盡管如此，受七國集團（G7）阻撓等因素影響，G20在治理內容、合法性及應對全球化危機方面仍面臨諸多問題。作為2016年G20杭州峰會主席國，中國應積極推動G20轉型發展。

　　二十國集團（G20）于1999年在德國誕生，它旨在治理國際金融危機，尤其是防范局部性金融危機的“傳染”或者“擴散”。這一為應對未來的沖擊而設計的會議宗旨被不幸言中。美國和歐洲在2008年爆發了前所未有的、具有全球性嚴重影響的金融危機。全球金融危機發生后，美歐等國政府（尤其是歐洲中央銀行）和七國集團（G7）一致認為，G20是應對全球金融危機的幾乎是獨一無二的有效國際合作平臺?；谶@一共識，G20旋即上升為各國領導人年度聚首的首腦會議，即G20峰會。

　　2008年以來，G20取得了哪些成就？

　　對2008年以來G20發表的公報或者聲明進行文本研究十分重要。這一研究不僅可以讓我們真正了解G20到底在主張什么和做了什么，而且也能發現G20峰會進程在不到十年時間內主要議題的轉換。在“后金融危機”階段，G20成員由于在全球經濟治理的根本問題，即各國宏觀經濟政策深入協調上，無法取得有希望的進展，從而將議題轉移到相對容易取得共識的世界經濟“復蘇”和“增長”上來。當然，自2008年以來至今，全球經濟增長總體上依然乏力（盡管有些經濟體在一定階段的增長情況還不錯），諸多經濟體甚至陷入發展停滯、結構性轉型困難的境地。

　　縱觀國際經濟合作的歷史進程，2009年的匹茲堡峰會具有重大的歷史意義：這次峰會把G20確定為世界主要經濟體的“國際經濟合作的主要論壇”，初步確定了世界銀行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兩大金融機構的量化改革目標，啟動“強勁、可持續、平衡增長框架”以及相互評估進程，并就二十國集團領導人峰會機制化等議題達成重要共識。2010年首爾峰會，就全球經濟失衡的“參考性指南”達成原則共識。2011年戛納峰會，除了討論歐元區的債務危機和氣候變化等議題外，通過了促進全球經濟增長和就業行動計劃。2012年洛斯卡沃斯峰會，G20繼續討論“保增長、促就業”等問題；為確保國際貨幣基金組織擁有足夠資源應對世界經濟領域的風險，不少國家在會上宣布參與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增資計劃。2013年圣彼得堡峰會關注發達國家寬松貨幣政策的外溢效應，呼吁有關國家采取負責任的政策，調整貨幣政策時同各方加強溝通。而2014年布里斯班峰會，除了老生常談的問題外，“增長、就業”繼續成為會議討論的主題。2015年安塔利亞峰會，則延續了上次峰會所討論的話題。此次中國主辦G20峰會，“增長”依然被確定為會議主題。

　　所謂“國際經濟合作的主要論壇”，系指G20不是一般的國際經濟合作論壇，而是國際經濟合作論壇的論壇，即“全球經濟的指導委員會”（Global Steering Committee）。根據這一定義和宣言，原則上講，G20的地位要高于世界上其他的國際經濟合作論壇。

　　G20希望達成有效的全球經濟治理大目標。然而，在G20所發布的公報或聲明中，強調更多的恰恰不是“全球經濟治理”而是“國際經濟合作”。這表明，在目前的世界秩序下，全球治理仍然是通過國際合作（包括制定國際規則、國際規范和國際制度）管理、控制、解決全球范圍內的共同挑戰、問題、危機乃至威脅。

　　G20峰會尋求的國際合作，不僅是國際經濟合作，而且還包括在其他事務上的國際合作：

　　其一，G20的最大貢獻是決定對1945年成立的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和世界銀行（WB）進行改革和現代化，讓世界的“新興經濟體”發揮更大作用，同時改善“新興經濟體”在這些國際金融機構中的地位。改革全球治理機構并非易事。從2010年到2015年，G20峰會居然耗費了五年多的時間才落實了對國際金融機構的這一改革方案。美國國會在2015年才最終批準改革方案，而在此之前，其他G20成員都完成了批準程序。

　　其二，韓國、墨西哥等國擔任G20主席時，對全球發展（可持續發展）問題實現了突破。G20在發展中世界的重要性日益凸顯，非洲等發展中地區的可持續發展問題得到強調，從而提高了G20的全球合法性。這一努力具有決定性的影響，它使聯合國千年發展目標在2015年如期成功升級為全球可持續發展目標。

　　其三，氣候談判。G20一直在協調成員之間的全球氣候治理政策，從而使聯合國氣候談判進展加速，并最終達成了《巴黎協定》。

　　其四，其他方面的問題，如反腐敗和稅收等。這表明，G20的全球治理的集體領導得到鞏固。

　　G20還未完全發揮出有效治理全球經濟的作用

　　G20中的“新興經濟體”，如中國、俄羅斯、印度、巴西、土耳其等一直認為，G20不應該是以傳統的西方大國為主的G7集團為中心，來引導對全球經濟治理的改革和重建。G7是西方國家對世界的治理，因而不具備充分的全球合法性。然而，事實上在世界事務中，G7并未因為G20這樣的宣布和努力而不存在。相反，G7卻因為G20的存在而得到了某種程度的強化。例如，2016年，日本輪值舉辦G7正好與中國輪值舉辦G20同期。G7在日本主導下，不顧G20中大多數成員的感受，再次強調G7的作用。顯然，日本把其在G7中的重要性看得比在G20中的重要性大得多。

　　在金融危機的“危機管理”（“同舟共濟”）階段（2008—2010年），美歐為了調動“新興經濟體”在解決金融危機中的積極性，策略性地許諾G20是“國際經濟合作的主要論壇”。然而，事實證明，美歐的這一許諾是口惠而實不至，因為歐美日事實上并沒有放棄G7，而且試圖通過G7主導G20。

　　G20代表著一種對“（國際）權力轉移”的集體管理。但是，當前的國際現實是，“權力轉移”尚未完成，且距離“權力轉移”完成還有相當的距離。G7缺少集體意愿和準備來接受以G20為主要論壇的新管理制度安排。這對形成以G20為中心的全球治理體系非常不利。

　　因此，在肯定G20自2008年以來對全球治理所做出的重大貢獻時，必須認識到G20這一國際經濟合作論壇所存在的問題：

　　首先，G20在形式上是全新的，但在內容上卻至少有一半是舊的。從某種程度上講，G20是G7的延伸或者擴大。與G7一樣，G20也是加拿大、歐洲國家發起的。這些國家在當前的國際權力體系中屬于“中等強國”，即它們在國際權力地位上不上不下，但在領土或者經濟份量等許多方面，已經是世界大國。G20包括四個歐洲國家——德、英、法、意。不僅如此，由于歐盟已經作為一個新興的國際行為體登上世界事務的舞臺，制定和實行“共同外交與安全政策”，是G20的正式成員，因此G20的歐洲代表性有些過度。鑒于此，從某種程度上可以說G20本質上是由歐洲所主導。

　　然而，G20的成員國英國已經通過公投決定脫離歐盟，并將與歐盟建立新的關系。這一事件將影響歐盟的未來，也會對G20中的歐洲作用產生重大影響，一個因此而縮小的歐盟在全球事務包括在G20中的作用將有所下降。

　　晚于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和世界銀行成立的歐盟，其框架也開始出現老化現象，所面臨的問題亦不斷涌現，所以，英國等歐洲國家一直在推動“歐盟改革”。也就是說，僅僅追溯G20的歐洲成分和歐洲作用，就能理解G20這個全球治理框架存在的深層問題，這的確需要引起高度重視。

　　第二，作為大國之間的合作平臺，G20如何消除對其國際合法性的問題，從一開始就比較突出。中國、印度、巴西、南非等幾個發展中大國在G20中發揮作用，有助于改善G20的國際合法性問題，但G20要想從根本上解決這個問題，還需要從制度設計和執行上囊括更多的國家，從而使自身成為全球治理的典范。

　　第三，G20的誕生是為了回應全球化危機，但這完成這一任務非常艱難。全球化的危機之一是人的危機，即社會中下層的生活受到了全球化的沖擊，甚至沒有保障。在全球化最深入、精英從中受益最多的歐美，卻出現了普通民眾的強烈抵制和反對全球化的浪潮。G20很難扭轉和解決這一全球化的悖論。全球化的主要動力當然是人，人可以推動全球化也可以逆轉全球化。G20在解決這一根本性問題上尚未創造奇跡。從2008年到2016年，盡管G20不斷強調著力應對全球化中的各種問題，但并未真正緩和底層民眾的恐慌和苦難，產生了各種各樣的“逆轉”全球化的大事件。

　　全球經濟治理是社會從上到下和從下到上相互結合的過程。地方的、國家的相關機構要與全球的、地區的宏大機構結合起來。也就是說，僅有歐盟、國際貨幣基金組織、G20、金融穩定委員會等宏大機構還不足以有效治理世界經濟。

　　中國需如何推動G20轉型和發展？

　　中國是G20的成員，一直在其中發揮著重大作用。2016年中國擔任G20主席國是其發揮國際領導作用的又一重大機遇，這對全球經濟治理轉型的意義重大而深遠。

　　第一，推動G20成為“國際經濟合作的主要論壇”，即全球經濟治理的“指導委員會”。為達到這一全球治理的遠大目標，中國要增強國際領導能力和發揮國際領導作用，不僅要提供物質性的全球公共產品（如基礎設施投資上的“一帶一路”倡議和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而且更重要的是提供觀念性的全球公共產品（如全球機構的改革方案、下一代全球治理的制度和規范等）。

　　第二，提高全球經濟治理的有效性。杭州峰會召開前，G20第三次協調人會議要求G20推動“更高效的全球經濟金融治理”。中國已經把“高效有序的全球治理”作為對外政策的一個目標。

　　第三，促進已有全球治理機構的現代化。中國是全球治理機構的改革者。改革就是現代化，現代化就是改革。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等國際金融機構在全球經濟治理中的作用非常關鍵。然而，這些機構誕生在70多年前，盡管已經有了許多適應性調整，但仍然不能很好地“反映”當今世界的現代化進程。2009年G20匹茲堡峰會聲明 “將全球機構現代化以反映當今的全球經濟”，這包括將國際金融機構和全球發展架構進行“現代化”。中國要通過G20這一平臺，要求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和世界銀行等盡快落實G20已經通過且獲得全部G20成員政府（行政和立法）批準的改革方案，并制定和通過國際金融機構進一步的改革方案。

　　第四，在微觀層次推動全球治理。G20成立時的宗旨之一，就是管控全球化產生的社會退步和不平等的擴大，讓全球化更多地惠及普通人。在這方面，中國能做許多事情，一是在國內層次上實現社會正義，二是讓G20更加強調全球社會治理。

　　第五，把G20打造成“21世紀的大國協調”（The 21stcentury concert of powers）機制。G20進行的大國協調，不應僅是各國財政和金融等宏觀經濟政策的協調，而且應包括各國的全球安全政策之間的協調，以使G20與聯合國安理會形成分工，在全球安全治理中發揮中心作用。（作者：龐中英，中國人民大學重陽金融研究院高級研究員；劉敬文，中國人民大學國際關系學院教授）

　　此次G20讓世界更關注的一個重要方面是——主辦國中國。

　　還有不到一周的時間，G20峰會即將在杭州召開。面對全球經濟疲軟、英國脫歐、地緣政治崛起、貿易保護主義抬頭等問題，世界對這次在中國舉辦的G20，有著更多急切的期待和關注。一方面，問題是真的大；另一方面，在西方體制屢屢“失靈”的今天，世界對中國寄予了更多期望。

　　最大的問題自然是當下的國際經濟問題，這也是一直以來G20峰會的主旨。日前，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和世界銀行紛紛下調今年全球經濟增長預期。國際貨幣基金組織還指出，國際經濟和政治不確定性上升和部分市場波動性加劇導致下行風險加大。俄羅斯《獨立報》發表文章說：“中國正著手把G20峰會從禮節性會晤變成協調全球經濟的有效機制。正如媒體所說，中國將繪制世界經濟走出泥潭的路線圖?！钡洕鷨栴}的背后，并不僅僅是經濟問題這么簡單。七月末在成都舉行的G20財長和央行行長會議，也是9月G20峰會前最后一次高級別會議。在會上，英國脫歐、恐怖主義、土耳其未遂軍事政變等事件成為焦點，加劇了大家對全球經濟預期的擔憂?？梢哉f，這次的G20，對世界來說，不僅是進行經濟金融之間的協調，更是尋求如何應對當下由地緣政治、恐怖主義等問題的解決辦法，從而推進國際經濟復蘇，以及建立更加公平的經貿秩序。這一次的G20，被賦予了更多意義。

　　此次G20讓世界更關注的一個重要方面是——主辦國中國。屢屢創造世界經濟奇跡、一躍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的中國，在此次峰會上會起到什么樣的作用，讓國際社會尤為關注。在7月30日舉行的T20智庫論壇上，前英國倫敦經濟與商業政策署署長羅思義（John Ross）就指出，中國的資本形成速度遠遠高于美國，而國家投資是中國在全球經濟低迷中仍保持中高速發展的原因之一，中國經濟發展的經驗值得世界各國學習。同在論壇上，澳洲國立大學克勞福德公共政策學院東亞經濟研究所所長、亞太經合組織首席架構師彼得·德賴斯代爾指出，作為世界最大的貿易國，中國需要成為國際貿易系統的守護者。美國彭博社指出，中國將充分利用擔任G20主席國這一機會提升在地區乃至全球的形象和領導作用。新加坡國立大學東亞所所長鄭永年撰文指出，如果這次峰會能夠在反對民族主義和地緣政治，促進世界自由貿易和推進全球化方面取得共識，對中國和世界都是極為有利的，就會是里程碑式的會議，并且也會向世界證明，中國作為一個崛起中的大國，在促進世界共同發展和繁榮過程中的作用。這些頗為殷切的期望，發出一個越來越清晰的聲音，世界經濟的復蘇，中國的作用舉足輕重。而中國也正在用實際行動告訴世界，我們在發出更響亮的聲音，作出更有擔當的舉動，來主動承擔責任，為國際經濟發展開出“中國藥方”。

　　此次G20釋放的另外一個信號，則是發展中國家的影響攀升。這不僅體現在主辦國中國的身上。中國外長王毅日前表示，本屆峰會將成為二十國集團歷史上發展中國家參與最多的一次，在組成上更具代表性，更富包容性。

　　回看G20峰會，正是因為2008年的金融危機，才由原來的財長會晤機制升級為領導人會晤。世界更期待八年后的這次杭州峰會，如何給世界經濟帶來提振和信心。(羅思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