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德旺談稅負重：6000塊的手機要交1020增值稅

　　曹德旺

　　原標題 曹德旺：公開講稅負 只為提醒危機感

　　1946年5月出生，福建省福清市人，中國最大玻璃供應商福耀玻璃集團創始人、董事長；中國第一代民營企業家，被譽為“玻璃大王”，同時因常年致力于慈善事業而獲稱“中國首善”。從1983年第一次捐款至今，曹德旺累計個人捐款已達80億元。新京報記者浦峰 攝

　　“除了人力，什么都比美國貴。”福耀玻璃集團創始人、董事長曹德旺的一番話引發社會熱議。

　　這番話背后，是曹德旺準備投資10億美元，將福耀的一家玻璃工廠建在美國。曹德旺還表達了對在美國投資的看好。這番言論一出，此前李嘉誠拋售內地資產時所引發的擔憂再度上演：“曹德旺要跑了嗎？”

　　北京時間12月19日晚，遠在歐洲的曹德旺接受了新京報記者長達一個半小時的連線專訪，采訪中，談及近日網絡上鋪天蓋地關于其“逃跑”的輿論質疑，今年70歲的曹德旺在電話里顯得頗為不平，并對“逃跑論”進行了反駁。“我是中國人，我事業的重心一定在中國。”

　　在強調自己無心“逃跑”的同時，曹德旺對中美兩國制造業成本和競爭力優劣進行了細致比較，并談起了自己對于中國制造業現狀及未來的看法。

　　“我實事求是指出客觀存在的問題，他們就要批判我，說我對中國經濟太悲觀。”“我之所以公開講，中國稅負太高、成本太高，這不是我在抱怨，也不是我要跑。我只是為了提醒政府，也提醒企業家，提醒大家危機感，告訴大家要小心。”曹德旺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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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談赴美建廠

　　“美國電價約3毛多，中國6毛多”

　　新京報：此次在美國投資建廠是基于什么樣的契機？

　　曹德旺：福耀是做汽車玻璃的，我做了三十幾年的汽車玻璃，國外8大汽車制造商都是我的客戶，最初簽約時，他們只是在中國買我的玻璃，因為我在其他國家沒有工廠。

　　2009年，德國大眾要求我們作為供應商2012年前必須在俄羅斯有工廠，那我們2012年就在俄羅斯建了一個廠；2012年，通用公司又要求我們，2016年12月之前必須在美國建一個工廠，2017年1月必須在美國供貨。這個時候福耀已經是通用最大的汽車玻璃供應商了。準確來講，一開始決定去外面建廠是我們答應人家的，不答應生意就沒法做。

　　新京報：10億美元的投資是怎樣構成的？

　　曹德旺：在俄亥俄州建的汽車玻璃工廠投資6億多美元，在其他兩個州建了配套的上游材料工廠和倉庫，花了3億多，總共加起來10億美元。

　　新京報：建廠的資金都是福耀自己承擔？

　　曹德旺：那當然了，作為供應商你有這個責任。不過國外這些大企業是先拿大單跟你做兩三年，讓你先賺到錢再出錢建工廠。像美國通用就是提前給我們簽了單，我們答應人家在2016年建廠。

　　新京報：能不能講講投資建廠前實地考察的過程？

　　曹德旺：2013年開始，我們就在美國各地考察。各個州都知道我們福耀要來美國建廠了，幾個州的招商局跑到福耀，拋出很優惠的條件，希望能吸引我們。比如，我在俄亥俄州建廠房，18萬平方米，675畝地，賣給我1500萬美元，俄亥俄州政府給我們各種補貼，目前第一筆補貼就有1500萬美元左右。算下來等于買土地沒有花錢。

　　新京報：實地考察和比較后你有什么感想？

　　曹德旺：我認為美國人恢復制造業大國的決心很大。從總統到各個政府部門的一把手都出面為發展制造業“站臺”。調研完之后我覺得，我早就應該來了，而不是一直拖在國內。

　　新京報：為什么這樣說？

　　曹德旺：中國制造業成本太高，美國天然氣每立方相當于7毛錢人民幣，中國賣2塊2，這還是政府對我很優惠的前提下；電價，美國3毛錢左右，中國6毛多；高速公路，美國不收費，中國過路費一噸5毛錢。

　　談國內辦企業

　　“增值稅是最大負擔”

　　新京報：你最近也對外說過“中國除了人便宜，什么都比美國貴”，你認為在前面你提到的“貴”的東西中，什么又是最“貴”的、最大的負擔？

　　曹德旺：增值稅吧。中國的增值稅有多高？簡單來說，一個賣6000塊的手機，增值稅大概要交1020塊。當然，其中有可以抵扣的項目，是哪些呢？按照目前的稅收制度，采購的費用可以抵扣，工資不能抵扣，折舊費不能抵扣，管理費、運輸費這些都不能抵扣，不能抵扣的部分大概有40%到50%。

　　按照中國目前一般企業的利潤水平，這樣算下來，最終大約有一半的營業利潤都被收走了。制造業利潤非常微薄。

　　新京報：美國的情況呢？

　　曹德旺：美國沒有增值稅，只有35%的所得稅，加上其他各項稅費總共大約40%，中國制造業的綜合稅負比美國高35%。其中問題主要就出在增值稅上。

　　新京報：你過去常常提到小微企業，說“小微企業是國民經濟的末梢神經”。增值稅對小微企業的影響主要表現在哪些方面？

　　曹德旺：小微企業就更艱難了。增值稅的存在讓很多小微企業長期無法發展壯大，也就難以和大企業做生意。這樣一來形成惡性循環，會把很多小微企業扼死在搖籃里。我們福耀自己就是小微企業出身，我相當明白其中的艱難。

　　新京報：作為制造業企業家，你認為國內增值稅的問題應該怎么解決？

　　曹德旺：像美國一樣，把增值稅取消，改成所得稅，同時把所得稅提高，賺錢了交稅，沒有賺錢就不用交稅。

　　但是另一方面，還要對那些騙稅的進行從嚴打擊，那些偷稅漏稅的，要從嚴懲處，就讓他傾家蕩產又有什么關系呢？我們中國對這些反而管得不夠嚴。

　　談人力成本

　　“中國勞動力優勢已經失去”

　　新京報：我們過去一直有個認知，中國人力成本低，廉價勞動力是一個優勢。

　　曹德旺：現在情況不一樣了，前面說的所有的成本綜合加下來，即使在勞動力比美國便宜的情況下，中國也已經沒有突出優勢了。況且勞動力現在也只是比美國便宜，跟周邊國家比，一點競爭力都沒有，跟俄羅斯、波蘭、中歐都差不多，甚至中國的白領工資比這些國家還要高。

　　新京報：你認為中國制造業喪失勞動力優勢的主要原因在什么地方？

　　曹德旺：其中有一個原因我覺得是國內基建速度太快，房地產發展過熱，這些方面都需要大量的民工。你知道現在房地產建筑工地都是怎么招工人的？很多都是按天招人，按天算錢，比如一天10個小時，給工人400塊錢，他們也不交稅。但是制造業不一樣，我們要交稅、買保險。勞動力價格就是這樣抬高的。

　　另外還有一個很明顯的現象，現在學生畢業后，首選的職業他要去當公務員，公務員當不上，退而求其次，選擇進入銀行等金融機構，高素質的工人越來越少。

　　新京報：跟美國的勞動力狀況相比呢？

　　曹德旺：美國藍領勞動力價格大約是中國的8倍，這是美國之前施行的“去工業化”帶來的后果，持續從上世紀70年代到現在大概50年的時間。上世紀80年代時，美國大學畢業的年輕人都不去工廠了。去哪兒呢？大量跑到華爾街、硅谷這些地方。美國金融危機之前，服務業占國家GDP在65%左右。

　　這導致現在美國要恢復制造業碰到的第一個問題就是勞工結構的問題，年輕工人沒有，都是老工人。

　　新京報：這個“去工業化”的后果，跟中國現在的勞動力狀況有可比性嗎？

　　曹德旺：不是，美國是去工業化，而我們中國是從來都沒有真正實現過工業化，從美國學到的直接就是現在的“去工業化”。不過現在美國已經認識到這個問題了，在大力恢復制造業。

　　新京報：你以企業家的角度來看，國內制造業的環境是否還具備吸引和留住投資的優勢？

　　曹德旺：我就說一個現象：現在很多好的企業搬到歐美去了，中小企業呢，有的搬到越南，有的搬到柬埔寨。以紡織業企業為例，在越南、柬埔寨，棉花一噸比國內便宜40%；電價、水價、氣價比國內便宜四五十，工人工資又比國內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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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談實體經濟

　　“從不做金融、IT、房地產”

　　新京報：鑒于你前面談到的這些問題，你覺得政府應該怎么做？

　　曹德旺：我希望政府繼續支持提倡發展實體經濟，其實最近政府的聲音也對實體經濟的發展起到了積極作用。在具體做法上，政府應該關注小微企業，關注實體經濟，財政金融要向國家扶持的產業傾斜。解決制造業的增值稅問題。

　　新京報：其實政府也一直在提倡資金要“脫虛就實”，你認為關鍵在哪？

　　曹德旺：政府官員的數量畢竟有限，而利益群體層面比較廣。你(政府)把這個窗戶關掉，他從那個窗戶跳進來，你把那個窗戶關掉，他又從天窗跳進來，防不勝防的。所以我覺得，這個需要很多企業家自律，能夠懂得大義，因為這不光是政府的責任。

　　我以前老說，中國是中國人的中國，我覺得在國土上每一個企業家都應該以國家為重，樹立一種報國為民的心態。

　　新京報：“報國為民的心態”，這個話怎么理解？

　　曹德旺：就好比金融、IT、房地產，這些賺錢快，賺錢也多，我為什么不做？因為我覺得做這些事除了自己賺兩個錢，對國家一點好處都沒有。多少人找我搞私募基金，我從來不答應做，我寧可捐給慈善機構，我也不愿意做這些。

　　新京報：這種取舍是完全出于你個人的價值評判嗎？還是說商業考量？

　　曹德旺：完全是出于我自己的價值觀。

　　談事業重心

　　“我沒打算跑”

　　新京報：現在福耀在國內和國外投資的比例大概是什么情況？

　　曹德旺：大概5年的時間，福耀在國外投了大約有70億人民幣，在國內也有七八十億，目前來看投資規模基本持平。投資形式主要都是建廠，建生產線。

　　新京報：下一步福耀還會加大在國外的投資嗎？

　　曹德旺：這個不好說，看具體情況。

　　新京報：很多人想知道，玻璃大王接下來還會把發展重心放在國內嗎？

　　曹德旺：毫無疑問是放在國內，因為我的總部在中國。我在中國擁有一家最好的上市公司，每年我有兩位數的增長，去年我才在香港掛牌。福耀現在凈資產300個億，我在國外才投了這些，能算什么？

　　當然，從企業發展的角度，我是要塑造一個跨國集團。我之所以公開講，中國稅負太高、成本太高，這不是我在抱怨，也不是我要跑。我只是為了提醒政府，也提醒企業家，提醒大家危機感，告訴大家要小心。我的朋友說我應該把嘴巴閉起來，我就是太直率了，最近遭了不少罵。

　　新京報：你認為你的做法(去國外投資)會不會引發國內企業的示范效應，或者說跟風？

　　曹德旺：做得好的人應該走出去。但是我也警告大家，你出去干什么、你能拿什么東西出去，這些最好想清楚。

　　我在美國投資已經20年了，1995年進美國投資，到1998年，四年時間虧了接近1000萬美元。福耀現在不一樣，我有了跨國集團的規模，有了自己的技術，自己的資本，有穩定的訂單，有美國市場的認可度。像我這樣的企業，我覺得你就可以出去。

　　新京報：有些人像當年說李嘉誠那樣，說“不要讓曹德旺跑了”，你想怎么回應這種聲音？

　　曹德旺：我覺得可以有這么一層理解：我們應該思考，為啥曹德旺要“跑”？把我前面說的問題解決了，大家不就不跑了嗎？

　　另外我想對他們說的是，事實上曹德旺沒有“跑”，也不會跑，我的事業重心一定是在中國，因為我是中國人。我跟你現實一點講，我在中國是政協委員，有一定的政治地位，我獲獎無數，慈善捐款金額達到80億，大多數國人很尊重我。我要是考慮到錢，那我的股票很堅挺，我把股票賣掉不就解決問題了嗎？

　　我自己兒子又不接班，我去美國，今年70歲了，不會講話不會開車，進不了他的主流社會，我去干嗎？

　　新京報：美國大選后形成新的政治格局，是否會對中國制造業產生影響？

　　曹德旺：我在美國的時候，有記者采訪時問我，特朗普對中國的經濟政策可能很嚴厲，你怕不怕他制裁你。我跟他講，我是企業家，我在美國做生意，我做的事第一就是研究美國人需要什么東西；第二，我能不能按照他的要求做出滿足他需要的東西，如果我都能做到，質量也能達到他的要求，他什么TPP都沒關系。為什么呢？你美國人自己需要，你又不會做，那你當然要去買了。這就是我理解的、我們跟美國的政策：你好我也好，我不好你也不好。

　　中國的增值稅有多高？簡單來說，一個賣6000塊的手機，增值稅大概要交1020塊。不能抵扣的部分大概有40%到50%。

　　事實上曹德旺沒有“跑”，也不會跑，我的事業重心一定是在中國，因為我是中國人。我去美國，今年70歲了，不會講話不會開車，進不了他的主流社會，我去干嗎？

　　——曹德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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