寒暑假成為城市中小學生的“第三學期”,早已不是新鮮事。中國教育學會日前發布的《中國輔導教育行業及輔導機構教師現狀調查報告》(以下簡稱《報告》)顯示,家長在我國中小學課外輔導中的支出規模超8000億元。
再來看2016年11月教育部、國家統計局、財政部在《2015年全國教育經費執行情況統計公告》中發布的數據——2015年,包含大中小學及幼兒園在內,全國公共財政教育支出25861.87億元,其中,中央財政教育支出4245.58億元。
這意味著,2016年全國中小學生家長用于課外輔導的支出接近2015年中央財政教育支出的兩倍。
那么,究竟是家長要求太高,還是課堂講得太淺?是優質資源不夠,還是考試出了問題?
盲目報班圖心安
米兜從2歲就開始了天天有“班”上的生活,英語、擊劍、足球、鋼琴一個沒落下。
“現在培養個孩子真不容易!”米兜媽覺得很累,她反省說,“這種累,來源于各種比較和失落,來源于對孩子的逼迫和說服,來源于迷茫和焦慮。”
像米兜媽一樣迷茫、跟風的家長并不在少數。他們給孩子報班、選班的動機往往來自“別人家孩子”。
“同學都補課,無論是才藝還是學業,雖然有壓力,但不想讓孩子輸在起跑線上。”在北京市海淀區某輔導班,家長吳勝(化名)向記者展示了孩子去年12月參加9個課外班的賬單——4950元,而兩口子的月收入剛剛過萬。
中國人民大學附屬中學教師劉成章認為:“家長應該關注動力、習慣和思維品質的培養,而不是把孩子的教育‘外包’給輔導機構。”
瘋狂補課為考試
記者注意到,“升學不考,入學以后分班考”已成很多學校的“潛規則”。因此,通過選拔進入重點班成為很多家長補習的目標。
“學校有那么多優秀老師,為什么不能辦各種班呢?如果學校承擔起輔導機構的這些職能,孩子和家長便不用奔波。”北京家長安艷的疑問具有一定普遍性。很多家長認為,與其大家都報班補習,不如學校教得深一點、難一點。
對此,北京東直門中學教師王天祥表示:“老師當然是有能力的,但我們的受眾并非超常學生。國家教學大綱著眼于育人的功能,教深、教難則是考試選拔的訴求。家長把獲取更好名次當作教育目的是偏頗的。”
劉成章則建議教育部門在課時安排上給學校留下答疑時間,對學生進行個性化輔導。
在教育部教育發展研究中心教育體制改革研究室主任王烽看來,“補習熱是社會生存壓力對孩子、對教育的傳導。富裕家庭是教育的風向標,對他們來說,現有的財富、地位不夠可靠,只有把孩子培養好才是最牢靠的。在公辦學校教育不能滿足期待的情況下,轉而尋求校外補習。這種做法又會傳導給他人,形成了城市中的課外輔導熱”。
多元評價是關鍵
為了讓孩子取得理想的成績和多樣化的發展,家長紛紛選擇課外輔導機構,但這也在一定程度上干擾了學校教學。
最突出的問題就是“搶先學”。記者在調查中發現,很多課外輔導機構都標榜在寒假十次課學完下學期課程,甚至在廣告中刻意制造恐慌。
“這完全不符合學習規律!”劉成章大聲疾呼,“在這樣的課上學生只是聽到些‘名詞’而已,并不是概念式地把握,何談實際應用?很多學生“食而不化”還自以為把課程內容掌握了。這應該引起學生和家長高度重視!”
事實上,世界各國都不同程度地存在“影子教育”,只是在東亞,課外補習與升學掛鉤的目的更直接、影響人群更廣。
據韓國教育開發院統計,2003年全韓用于補習的費用占到教育預算的55%,經持續不斷的治理后,2013年該比例仍為28%,有68.8%的在校生參加各種校外補習。北京師范大學國際與比較教育學院副教授姜英敏告訴記者:“韓國補習盛行,卻仍有一半人在大學畢業后找不到工作。因為應試補習所學的內容對孩子成長并無好處,只是因為社會雇傭制度認可了學歷作為評價的標準,造成企業招不到有用人才,學生卻面臨失業的局面。”
日本在20世紀60到80年代經濟剛剛起飛時,也曾經以教育體系來篩選人才。但隨著經濟實力的提升,企業逐步建立起了包括專家、人才評估模型在內的資歷體系,以及以分類資格證、企業文化為支柱的人才篩選體系。
中國教育科學研究院研究員儲朝暉也認為,雖然補習熱在表面上看是相互比較的結果,但根源還是在評價。“以分數為標準評價,太單一,只有建立專業團隊,綜合評價學生的學業、社會活動等多方面能力,并采取招生與考試分離的制度,才可能剎住補習熱。”
(本報北京1月22日電 本報記者 劉博超 柴如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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