專家：簡單降低刑責年齡難以遏制未成年人犯罪

　　十三歲少年涉嫌錘殺父母案引思考專家認為

　　簡單降低刑責年齡難以遏制未成年人犯罪

　　□　本報記者 　　趙麗

　　□　本報實習生 崔磊磊

　　又見少年弒親。

　　2019年第一天，湖南省衡陽市衡南縣的一則協查通報，引發公眾焦慮——這距離湖南沅江12歲少年弒母案，不過才一個月。

　　2018年12月31日，衡南縣三塘鎮的13歲少年羅某，用錘子先后將其母親譚某某、父親羅某某錘傷，之后逃逸。譚某某、羅某某因傷勢過重經搶救無效死亡。

　　2019年1月2日，衡南警方在云南大理將犯罪嫌疑人羅某抓獲。

　　據辦案民警介紹，目前初步預測這起慘案因家庭糾紛引發。

　　據悉，羅某的母親和姐姐患有先天性智障。姐姐當時在場，事發后向家中親戚反映，隨后親戚報案。

　　目前，當地黨委政府已安排專人負責死者家屬的善后安撫事宜，警方將及時通報案件進展。

　　如今慘劇已經發生，在探討如何對涉罪少年進行有效的懲戒、處置之外，怎樣避免類似慘劇發生才是最重要的。

　　家庭養育出了哪些問題

　　在此案發生前的2018年12月2日，湖南沅江泗湖山鎮的12歲男孩吳某因不滿母親管教太嚴，持刀將母親砍了20多刀，致母親當場死亡。

　　案情查明后，吳某表現得若無其事，他承認自己犯錯，但認為不是什么大錯。

　　“我又沒殺別人，我殺的是我媽。”吳某如此說。

　　因吳某只有12歲，還未達到負刑事責任的年齡，他被釋放并返回學校繼續上學。

　　長期研究犯罪心理學和青少年心理問題的中國人民公安大學教授李玫瑾在接受《法制日報》記者采訪時說，發生在2018年12月的這兩起案件雖是個例，但已經顯示出社會的病態，這是一個看似偶然但實際上必然的問題。

　　北京師范大學刑事法律科學研究院教授、中國刑法研究所副所長黃曉亮告訴《法制日報》記者，未成年人弒親案的出現，與未成年人思想不成熟、情緒不穩定、自控力較差有關系，同時也折射出部分潛在的問題，“其實，對這些涉案的未成年人，家庭教育可以說完全失效”。

　　就發生在衡南的這起案件來說，嫌疑人羅某所受到的家庭教育是怎樣的？

　　羅某的母親是一名智力障礙者，姐姐也是智力障礙者。一家的生計全靠父親的辛勤勞動。

　　可是，智力障礙的母親無法給予智力正常的兒子以有效的養育；整天為生計奔波的父親也無暇給孩子以有效的養育。

　　“養育是一個連貫的過程。在養育過程中，家長必須清楚與子女之間的情感關系，才有養育孩子的資本。如果沒有這個連貫的關系或者中間出現轉折，比如最開始把孩子交給爺爺奶奶帶，帶到十八歲可能就相對比較安全；如果在十歲左右出現轉折，這是非常危險的。”李玫瑾說，因為之前父母沒有和孩子建立和諧的情感關系、沒有形成習慣和行為方式，如果在孩子十歲左右開始矯正，就會遇到非常強烈的抵抗。這就導致了父母和孩子之間的嚴重沖突，“這種嚴重程度就是十歲出頭的孩子殺害父母案件的發生，這顯現出社會中的一種危機”。

　　在李玫瑾看來，這種危機的存在不一定是殺害父母，但是父母和孩子之間的沖突是不可避免的。父母失去對孩子的教育和管理能力，孩子也會出現逆反心理和行為，孩子甚至會走上違法犯罪道路，危害社會。

　　在發生在衡南的這起案件中，有一個細節值得關注：在被抓時，羅某還在玩網游。

　　“可以看出他在情感和心智上極其不成熟，表面上是麻木不仁，其實是對自己生存發展也不在乎。對于這類未成年人，中小學要通過道德法治課程讓學生明白，父母、教師對他們人生的重要價值。社會要引導人們有正確的家庭觀念和合理的家屬溝通方式。家庭內危害活動的發生，對社會的良好秩序也有很大的破壞性，應該加以防范。”黃曉亮對記者說。

　　刑事責任年齡能否降低

　　對于羅某的行為，北京青少年法律援助與研究中心副主任于旭坤認為，13歲的羅某涉嫌錘殺父母事實如果成立，是故意殺人行為，已經涉嫌犯罪。依據刑法規定，不滿14周歲的人，不管實施何種危害社會的行為，都不負刑事責任，即完全不負刑事責任年齡。羅某未滿14周歲，沒有達到刑事責任年齡，所以可能不會受到刑事處罰。

　　那么，接下來的問題是，羅某的未來將走向何方，這也是社會最為關心的問題。

　　其實，此前已有類似案例出現：

　　2016年7月18日，廣西壯族自治區岑溪市誠諫鎮石橋村一名13歲少年殺害分別為8歲、7歲和4歲的兒童。這名少年因不滿14周歲免于刑罰，被送收容所教養3年。

　　2016年6月13日晚9時左右，四川省阿壩藏族自治州金川縣毛日鄉中心校的教師楊冬玲在回住處的路上，被13歲少年方某迎面潑上汽油，被燒成“碳人”。方某因未滿14周歲無需承擔刑事責任，他被當地警方交由父母看管。為防止兒子再闖禍，方某的父親用一根鐵鏈將肇事的兒子鎖在家里。

　　近年來，低齡未成年人實施嚴重危害社會行為的案件時有發生，這讓“是否應降低刑事責任年齡”的爭論越來越激烈。

　　對此，北京師范大學刑科院中國刑法研究所副所長彭新林對《法制日報》記者說，應當客觀、理性地看待未成年人違法犯罪問題，刑事責任年齡的確定不應為一些極端的個案或輿論所左右，“刑法對未成年人犯罪追究刑事責任的年齡作了明確規定，對未成年犯罪人，規定了‘應當從輕或者減輕處罰’的原則。這樣的規定充分體現了我國對未成年犯罪人堅持的是‘教育為主、懲罰為輔’的原則和實行‘教育、感化、挽救’的方針”。

　　“我國刑法對刑事責任年齡的規定，是在綜合考慮我國歷史文化傳統、刑事政策、兒童發育情況、受教育時間及社會經歷等因素后作出的判斷，經過了歷史的檢驗，符合未成年人身心特點和違法犯罪發生發展規律，是契合國情和符合國際刑法潮流的，不宜貿然降低。”彭新林說，誠然，與30多年前相比，相同年齡的未成年人的發育速度有所加快，但生活成長的社會環境同樣發生了巨大變化，他們學習、實踐以及試錯的成長期并沒有縮短，心智成熟的年齡也未提前。

　　彭新林認為，降低刑事責任年齡，無法從根本上解決導致低齡未成年人實施危害行為的問題。大量實證數據和研究表明，導致未成年人違法犯罪的根源更多的是家庭監護、學校教育、社會治理出現了問題。簡單地降低責任年齡并不能有效遏制未成年人犯罪，而且反而會帶來許多新的問題，比如交叉感染、標簽化、促使未成年人形成反社會人格等。簡單地降低刑事責任年齡實際上是一種回避問題、轉嫁責任的做法。

　　如何矯治“問題少年”

　　對于“問題少年”，我們該怎么辦？

　　對于未達到刑事責任年齡的未成年人的犯罪問題，李玫瑾認為，這些孩子應該被送到強制學校。對于降低刑事責任年齡的意見，她同樣認為沒有必要，無法治本。

　　在黃曉亮看來，不進行刑事處罰，并不意味著不予懲罰。很長時間以來的相關對策都淡化了懲罰措施。沒有適當的懲罰，任何教育措施都無法取得很大的效果。現在緊迫的是研究對此類未成年人的合理懲罰措施，融教于罰，“有關部門有必要出面予以強制性的管束和教育。國家組織立法、司法、教育、民政、文化等部門進行綜合治理，必要時可引進民間力量參與管理”。

　　“少年司法體系和刑法不一樣，不能把這些孩子放在刑事法庭去審判，而應該放在特殊的少年法庭。要做到教育和保護同時進行，而不是一個簡單的禁閉，包括工讀學校和少管所的進入，這都需要少年司法體系的完善來解決。”李玫瑾說。

　　對于預防未成年人違法犯罪，彭新林也認為應當多管齊下、科學施策、標本兼治、綜合治理。其中就包括建立成體系、輕重有別的不良行為早期干預體系，避免“一放了之”，積極健全未成年人相關法律制度，強化家庭監護和學校教育的責任，完善校園暴力的預防與處置機制，整治影響未成年人學習、生活的社會不良環境，加大政府對深處困境的未成年人及其家庭的幫助和支持，重視從根源上解決問題。

　　“對于實施了危害社會的行為但未滿刑事責任年齡不予刑事處罰的人，不是放任不管，而是要責令其家長或監護人嚴加管教。在必要的時候，也可以由政府收容教養。收容教養是對那些因不滿刑事責任年齡不予刑事處罰的未成年人而采取的強制性教育、改造、矯治措施。實踐證明，收容教養是一種教育改造違法犯罪未成年人的有效途徑，對于遏制青少年犯罪、教育挽救失足少年、維護社會治安穩定起到了積極的作用。”彭新林說。

　　在受訪專家看來，家庭教育也是不可忽視的一個方面。

　　未成年人保護法第十條第一款規定，父母或者其他監護人應當創造良好、和睦的家庭環境，依法履行對未成年人的監護職責和撫養義務。

　　李玫瑾建議完善家庭養育立法。“過去強調在未成年人保護當中強調家庭保護，但是這個保護只是一個口號，并沒有真正達到法律層面可操作的狀態，實際上沒有真正的社會治理意義。家庭養育問題應該更具體一些，真正有價值的是通過法律進行規定。家庭養育和教育不同，教育的重點是一個知識體系，而養育在于動作，也就是家長在生活當中隨時而就的表現、反應和教誨。這個體系需要連續的陪伴，但是很多人都沒有意識到這個體系的重要性”。

　　同時，李玫瑾提出還要用法律方式明確第一監護人的責任，“我們要知道孩子在年齡小的情況下是不能獨處的，把孩子交給隔輩人撫養也只是搭把手，隔輩人是替代撫養人，不能作為第一監護人”。

　　在采訪中，受訪的心理專家也向記者提出了這樣的觀點：在發生在衡南的案件中，羅某在其成長過程中缺乏有效的教養和引導，這對如今所造成的后果顯然有不可忽視的作用。

　　“少年兀自成長，現實的局促催生了他幻想的膨脹。一般來說，像他這樣困難家庭的少年，幻想的膨脹是為維護在現實生活中匱乏的自尊感。他向同學描述智力障礙的母親是有工作的，從家里偷錢后上網、請客，甚至給伙伴錢，這些都指向他在竭力地維護匱乏的自尊感。”受訪的心理專家說，“扶貧幫困”不應該僅僅著眼于經濟層面，也應該著手建立行之有效的社會干預機制為困難家庭提供支持和幫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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