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國時期，海口市博愛北路的海南書局，圖為日軍侵瓊期間，強行征用海南書局舊有房屋及設備，設立“陸軍報道部”，開辦《海南迅報》。

　　民國時期海南書局所在地原址，今海口博愛北路48號，現為“海南博愛旅業有限公司”。本報記者李幸璜攝

海南書局刊印的書籍。

　　書局，作為現代出版社的前身，承載著一個地區文化發展的使命，同時也從一定程度上反映出該地區文化發展的水準。清末民初，海口市博愛路集結了數家在海南島最有影響力的文化出版機構：“海南書局”、“會文書局”、“廣智樓書局”、“華文書局”等都在其列。而眾書局中從經營規模、出版書目、印刷機數、工人總數等方面來看，以“海南書局”最為突出。回顧“海南書局”的變遷和它的創辦者所歷經的艱辛，不難勾勒出當時海南出版文化事業發展的基本狀況。

　　“書局”一詞，在現代人心目中顯得有些陌生。然而，翻開中國近現代出版史，書局的出現對于中國文化的傳承貢獻巨大。作為舊時印書和藏書的機構，當年書局的涵義十分豐富，它可以看作是集書店、出版、發行、報館、印刷、經銷于一體的綜合性圖書創作與銷售機構。

　　書局規模列瓊島之首

　　“因為文化的發展，海南在民國時期，本地的印刷、出版以及書籍販賣事業有所發展。然而受地域以及文化發展水平的限制，其印刷業具有印刷、出版、書籍販賣一體化的企業特征比較明顯。”中國史記研究會理事、海南師范大學政法系教授張興吉告訴記者。

　　據民國時期陳銘樞總纂，曾蹇主編的《海南島志》中記載：本島印刷業有刻板、石印、鉛印三種。刻板業在瓊城有八家，海口有四五家。因石印、鉛印發達，刻板業日形衰落。石印在海口有20余家，瓊城有2家，鉛印共有7家，大都附設于書局及報社。

　　“從史料記載看，民國時期海南島各書局的規模，以海南書局最大。”張興吉說，當時島內惟有海南書局的字型號數最全，所以其印刷出的書籍、刊物種類也是最多。“當時，僅海南書局一家就擁有十多臺印刷機，幾乎相當于其它幾家書局印刷機數目的總和。海南書局擁有工人的數量也是最多的，其在當時營業總額有37000元，遠遠高于其他幾家。”

　　1932年，一位名叫田曙嵐的中學教員，單車獨行，歷程3000余里進行海南島考察，并著有《海南島旅行記》一書，將海南各地土產、地理、風俗記入書中。在這本書中有一段描寫海南書局的內容：“書業：以海口之海南書局規模最大，其余合計共有二十余家，分布于海口、瓊山、文昌、嘉積、崖縣、定安、萬寧等處，若臨高、儋縣、昌江、感恩、陵水等縣鮮有專營書業者。”

　　書局引讀書人紛至沓來

　　海口市博愛路位于這座城市的東北部，這條以中山先生倡導“博愛”精神而得名的街道，歷史悠久。早在明代海口筑城時，就已經成為城內的交通要道。博愛路又是海口老城區南北走向較長的街道，街道邊的建筑以騎樓為主，是海口市老城區最為繁華的商貿街。

　　“早在清代，經營圖書文具的商號‘蔡開榮’和‘占元樓’就在今天的博愛北路。民國時期的‘海南書局’、‘會文書局’、‘華文書局’等，也都集中在博愛北路。各書局除經營各種圖書外，都兼營文具等教學用品，如各種毛筆、墨汁、石硯、水筆等。”長期從事海南近現代歷史研究的張興吉教授，對博愛路情有獨鐘。

　　記者在博愛北路上探訪，民國時期海南最大書局———海南書局，就座落在現在博愛北路的48號。

　　如今博愛北路48號是海南博愛旅業有限公司所在地，博愛旅業是一個有著數十年歷史的老字號旅館了，它前身是海南農墾二所。當記者問及此處工作人員，是否知道這里曾經是海南最大書局時，現場多數員工并不知曉。

　　“博愛旅業”的一位老職工林萍告訴記者，以前曾聽父輩們講過，這里是一個印書、賣書的大企業。

　　這座建筑充滿了南洋特色，為典型的騎樓結構，共分樓頂、樓身、騎樓底三個部分。樓下做商鋪,樓上住人。在一樓臨街處有柱廊，騎樓以柱廊相通，無雨時可以遮陽，下雨時則可以擋雨。

　　林萍引領著記者走進了正門：“1989年這座大樓曾遭受過一場火災，原本木質的地板被燒為灰燼。”她還向記者提供了一張這座房屋的平面圖，從圖中結構看來，整座建筑就像一支“駁殼槍”，清晰地劃分為四進結構。

　　“這里的墻壁十分堅硬，我們曾想改造中間這一間，可師傅用錘子反復敲打，就是敲不動。”林萍指著一處上了鎖的小門告訴記者，這里有一處通向地下的暗室，聽父輩們講，那里曾經存放著一些殘缺的書籍、紙張和鉛字。

　　參觀整座建筑，似乎可以勾勒出當年海南書局的模樣。它鋪宇寬敞，前后共四進，中間是兩個天井大庭。兩側建有橫廊，林萍說，這是方便主人監督工人勞動所設置的。與其他書店不同的是，海南書局曾設有印刷部，十多臺印刷機在此處轟鳴，百余位工友穿梭于機器、樓宇之間。在當年書局一、二兩進樓上，整齊地碼放著印出的書籍，外人來到這里，頓有置身書海的感覺。店堂之內，還擺設有多個大型的書架，陳列著各種圖書，以方便讀者選購與閱讀。

　　對海南文史素有研究的學者陳泰伍先生說：“在清代，海口市就已經有了圖書文具店，店址均在今博愛北路。這些書店中，以海南書局較為突出。在一篇名為《民國時期海口市的圖書、文具業》的文章中，談到當時的海南書局，僅職工就有百余人，其中印刷部有些熟練工人是從省、港聘請來的。有一位名叫周容的師傅，他的裝、訂技藝，在當時是第一流的。他裝、訂的《大學衍義補》、《瓊州府志》等，既整齊又美觀。”

　　文化精英關注瓊崖建設

　　清末民初，中國面臨著數千年未有之大變局，整個社會政治、經濟、文化等，發生了巨大的變革。

　　中西文化的交鋒，也沖擊著部分傳統知識分子對于社會、國家以及儒教文化的認同，使新生的知識分子發生了身份認同的危機。與此同時，老派知識分子仍然堅信希望沿襲數千年的文化根脈不至斷裂。一時間，華夏大地書局報館涌起，圖書報紙縱論時世，猶如一股甘泉，使中國在戰亂烽火中，沒有變成一片文化沙漠。“在中西文化交鋒中倍受煎熬的中國知識分子，堅守知識分子的操守和立場，在危機中應對挑戰。

　　“在這一時期，海南本地的一些文化精英和商界名流，為推動地方文化繁榮做出了巨大貢獻。王夢云、王國憲、唐品三等人，就是這些精英中的佼佼者。”張興吉說。

　　在清代，海口市圖書文具店主營四書五經和私塾用書，兼營文房四寶。一些啟蒙書籍，如《三字經》、《故事瓊林》、《東萊博義》和《千字文》等，都可以在這里找到。“辛亥革命后，海南教育體制改革，各縣鄉鎮紛紛設立學堂，當時海口的商人與知識分子，為迎合時代的需要，亦先后集資開設書店，在經營書冊文具的同時，傳播文明，教化世人。”陳泰伍說，當時海口經營書冊文具的店鋪有：“海南書局，主持人唐品三；會文書局，主持人陳錦堂；廣智書局，主持人鐘有材；華文書局，主持人陳貴仁等。”

　　師徒協力刊印瓊州典籍

　　“海南書局的創立，是由王夢云牽頭，召集林成梓、李開定、孫邦鼎、唐品三、王碩人等共同商議的結果。”海南文化學者邱達民告訴記者。

　　“王夢云是一代名儒王國憲的學生，他12歲入府城肇新小學就讀，其間聘請清末優貢、瓊州著名學者王國憲為輔導、補課的家庭教師。”邱達民說，1922年王夢云東渡日本留學，1924年因東京發生大地震，學校停頓，王夢云回國暫住。他目睹了海府地區缺乏一家上規模的書局和印刷廠，深感這是制約海南文化發展的主要原因之一，于是就萌發了創辦海南書局的想法。

　　“王夢云等人在海口創辦海南書局，當時的股份基金，除李開定、孫邦鼎自籌外，王夢云及林成梓、唐品三的股金先由王碩人墊付，資金到位后，便在海口南門租鋪試業。后來，買下海口博愛路的房產，改建樓房，購置了圖書儀器及印刷設備，正式開張，拓展經營業務。”邱達民告訴記者，由于王夢云留日學業尚未完成，不能兼顧書局事務，于是就和其他發起人共同選舉唐品三為經理。

　　作為海南書局的創始人，王夢云協助其恩師王國憲征集出版了大量瓊州典籍，為海南本土文化的傳承與發展起到了積極作用。

　　海南書局在成立伊始，就聘請了島內幾位名儒常駐書局，專門負責書籍編輯、校對勘誤的工作，這其中就有瓊山縣府城身為優貢的王國憲。

　　“海南書局因發展需要，請一些熱心文化事業的人士參加增資。當時，唐品三、毛澤海、王樹藩、王國憲等島內名流都一致響應，聘請王國憲先生為總纂，自1922年起，一口氣收集了先賢著作、私家文集20多種，經過王國憲先生整理，10年之間刊印了9集各家文集，除了《瓊州府志》、《感恩縣志》、《瓊山縣志》外，還有丘公的《大學衍義補》、東坡先生的《海外集》、《瓊山詩選》、《瓊山文選》、《八家文選》都源源出籠，一時成為各縣家喻戶曉的大事。”陳泰伍說。

　　“1939年，日本侵略者侵略瓊島，海南的圖書文化業受到了沉重的打擊，都關門停業。其中，海南書局更是受到嚴重的摧殘，書局被日寇強占，設立了所謂‘報道部’，出版《海南迅報》。唐品三也逃到廣州灣，仍操故業，但規模已大大縮小。抗戰勝利后，唐品三回到海口，希望重振旗鼓，復興海南書局，但終未能如愿。”談及海南書局沒落，張興吉不無遺憾。

　　歲月的流逝，讓往日海島第一大書局的面貌早已模糊。如今，入住于此的旅客，再也不能感受到當年海南書局的繁華與興旺。但海南書局曾經吸引無數讀書人、愛書人紛至沓來，流連忘返，卻是不爭的事實。

　　(本版圖片除署名外均由海南師范大學張興吉教授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