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官位不高，任期不長，薪水不多，但他民調甚細，能力很強，威望極高；他先任昌化（今昌化江兩岸的昌江、東方一帶）知縣，然后代理崖州知州，從七品芝麻官到六品（頂多從五品）地方官，卻能名留《清史稿》，入選“循吏”之列。“循吏”在古代是指有典型模范作用的官員，廉明而且德政。

　　他叫陶元淳，一位清代康熙年間在海南任職4年的清官，為了崖州老百姓的利益，他大膽震懾當地掌握兵權的守備，更不畏開罪瓊州府上級；敢作敢當的陶元淳，在瓊期間還寫了一些旨在改良地方行政事務的文章，后來被《皇清經世文編》（賀長齡主持、魏源代為編輯）悉數輯錄，與顧炎武等人們所熟悉的大家的著述一起，供后人以文為鏡，以史為鑒。

　　這一講，主持人請海南文史專家林冠群先生，為讀者講述廉潔奉公的“代署崖州知州”陶元淳鮮為人知的故事。

　　主講專家

　　林冠群，海南文史專家、書畫家，主要著作有《東坡海外集》（編注）、丘濬《大學衍義補》(與周濟夫合作校點）和《桂馨樓集》等。

　　陶元淳（1646～1698年），字子師，江蘇常熟人。康熙二十七年（1688年）進士，康熙三十三年（1694年）任昌化縣知縣，第二年又代署崖州知州。從金榜題名到辭別人世，陶元淳只有10年的時間，而且他人生的最后一程是在海南走完的；陶元淳因病去世時，身邊沒有親人，也沒有什么財物留下，晚景可謂凄涼之極。

　　然而，陶元淳的浩然正氣卻影響甚遠，甚至引起了后世修史者的關注，他的言行，他的思想，也被載入史冊，流芳后代。

　　體恤當地黎漢百姓疾苦

　　林冠群先生說，陶元淳到海南赴任時，趕上陵水、崖州一帶剛遭兵亂，百姓流離失所，更甚的是城中居民不滿百戶，而士卒驕橫，將校橫暴，人民生活困苦不堪；陶元淳到任后，面臨兩個最突出的問題，一是如何減輕民眾負擔，安撫百姓，使失業流離者重歸家園；二是制止驕橫的兵將守軍的為非作歹，恢復社會秩序。

　　據《大清一統志》，為了查清當地奸民隱沒侵占土地的情形，陶元淳一到任，立刻著手丈量土地，通過清查土地，重新厘定賦役，使“民復業者千余家”。然后“度隙地，立墟市，招流亡，勸開墾，予以牛谷，不起征。”（《瓊州府志》）僅此一項措施，當地漢黎同胞受益者，不可勝計。

　　為了減輕百姓的負擔，陶元淳力行節減行政開支，據他生前好友馮景所撰《昌化令陶子師傳》稱，陶在任上“節衣縮食，署中嘗至絕糧”，平日所吃，也只是“韭菜一束”。其自奉如此之薄，對群眾卻關懷甚切；另據《國朝先正事略》卷50記載，陶元淳常常“步行村落間，問民疾苦，煦嫗如家人”。

　　經過他的一番努力，昌化面貌大為改觀，“民始知有伏臘宴會之樂，于是風聞歸附踵相錯，城內外屋宇皆新。”（《昌化令陶子師傳》）而且，他還特許群眾“有冤者，得詣縣陳訴，黎民樂業”。（《瓊州府志》）當地有田畝二百余頃被水淹沒已百年，但租稅卻分毫不減，百姓因之受累，陶元淳因此力為申訴，并通過調查研究，著為《浮糧考》一文，呈報上司，以求紓免群眾負擔。

　　林冠群考查發現，陶元淳在任四年，除了《浮糧考》外，還寫了《論昌化海防》、《籌昌化營汛兵制議》、《請禁崖州營將肆虐狀》、《議設土舍之患狀》等有關地方行政事務的文章，現在的《崖州志》尚存若干篇，而清代《皇朝經世文編》則全數收入，這些文章都充滿了體恤當地黎漢百姓疾苦的情懷。

　　此外，據雍正《廣東通志》介紹，昌化民間有賣孩子的不良風氣，陶元淳知道后便張榜曉諭，并召集父老反復勸誡，從而保全了很多無辜的幼小生命。

　　怒斥飛揚跋扈的崖州守將

　　陶元淳在崖州面臨的第二個問題是禁止守軍的胡作非為。他到任崖州后，經過一番調查，寫了《請嚴職守詳文》，開頭便說：“卑職自到崖州，所見職掌混雜，軍兵驕縱，不得不具實直陳。”

　　他向上司反映了當地守軍的六大禍害：一是營將侮文之害，即當地守軍將領不僅越權擅政，而且毆打地方行政官吏；二是營將征糧之害，即本應由地方行政辦理的征收任務，守軍橫加干預，直接參與征糧，從中謀利；三是營將占丁之害，即營將把民眾納入兵營管理，以逃避政府賦役，而從中謀取私利；四是營將保村之害，即在黎村中設“糧長”，搜刮民脂民膏，其性質有點像今天的黑社會收“保護費”；五是營將虐黎之害，即強行要求黎族百姓繳納當地特產等物品；六是營將穿黎之害，即到黎村進行貿易時，惡意欺壓、訛詐和勒索黎胞，“一入黎村，輒勒索人夫，肩輿出入；酒漿雞黍，攘攫罄盡。每歲裝運花梨，勒要牛車二三十輛，所過村落，責令黎人放牧。或遇崇峒絕嶺，花梨不能運出，則令黎人另采賠補。”。

　　陶元淳在“營將占丁之害”一條中，詳細指出營將濫引明代的世襲兵制，設所謂“余丁”，不僅一人當兵全家抗役，而且將大批民眾納入兵營，逃避政府差役，為兵將謀私。如“州城內遵道一坊，居民一百一十余戶，當民役者只有兩家，其余悉充‘余丁’。”

　　林冠群說：“其實，這種“余丁”的做法完全違背了清朝的募兵制，是徹頭徹尾的違法亂紀，但因為營將有暴利可圖，且地處邊陲，有上司庇護，于是橫行無忌。”

　　以上這些情形都是陶元淳通過調查的詳細記錄，也表現了他對此等虐害漢黎同胞罪惡的憤慨。他到任時，崖州游擊余虎、守備黃鎮中已經作惡多端，民憤極大，黃鎮中還以“非刑殺人”，被群眾告到知州衙門。

　　陶元淳正要秉公嚴辦此案，余虎聞訊準備以“百金”行賄，被陶嚴辭拒絕。游擊行賄不成，守備黃鎮中卻來硬的，派了百多衛兵披甲操刀，直闖知州衙門，想以武力威脅陶元淳。按這伙武夫慣常敢于毆打地方文職官員的勇氣，他們以為這一嚇肯定可以讓陶元淳屈服。

　　誰知陶元淳全無懼色，大堂上一拍公案，怒斥黃鎮中：“守備反耶？吾奉令治事，敢令甲士劫持，是無上官也！是無天子也！非反而何？”（《瓊州府志》）黃鎮中一聽自己所作所為被定為抗拒朝廷的謀反之罪，這才慌了手腳，“氣懾”而退，乖乖地聽候處理。因此，當時崖州群眾中流傳這樣的一句話：“雖有余虎，不敵陶公一怒。”

　　秉公辦事不怕得罪上司

　　余虎給陶元淳送禮賄賂未遂后，一度大肆造謠誹謗陶元淳，并刻意讓廣東總督聞知風聲。總督便下文讓瓊鎮總兵調查、平息，陶元淳得知后，當即上書申辯：“私謁不應發審，鎮臣不應侵官。”私自告發別人不應該發文審查，武將更不能干涉文官政務！陶元淳態度十分堅決，也不到府城接受審問，并果斷地將黃鎮中關入獄中。

　　據《清史稿》記載，此事過后，總督因陶元淳的倔強而耿耿于懷，心里十分不爽，便找借口定了陶元淳“檢察失實”的罪名，后來得到朋友的幫助后才得以赦免。不久，總督又想找其它借口來罷免陶元淳，當時的巡撫蕭永藻到任不久，說：“我剛上任，就要拿好官開刀，以后怎么帶領屬下呢？”便對總督言明自己的意思，終將陶挽留了下來。

　　后來，陶元淳因其它事情到瓊州府，瓊鎮總兵聞訊立即告誡部下說：“陶昌化至矣，無生事！”陶元淳來了，不要惹是生非！從中足見陶元淳對那些心中有鬼的官吏的震懾之威。

　　不久，陶元淳在瓊州病故，靈柩渡海歸喪時，恰逢瓊州士子赴廣東省參加鄉試，于是大家一起護柩前行，沒有人敢搶先一步。經過陽春時，有剽悍的兵卒要與陶元淳的靈柩爭渡，考生們大聲喝道：“此吾師也，誰敢先者？”嚇得兵卒惶惶而逃。

　　林冠群說，陶元淳在任期間，不僅關心民生疾苦，而且關心當地的文化建設。他經常親赴縣學與諸生講論學問，有時講到三更半夜仍不歸宿，以至于精力衰竭，僅四年時間，積勞成疾，竟病逝于任上。

　　難怪瓊州學子在海北喝退悍卒時，自認為是陶元淳的學生，愛戴和感恩之情油然而生，真切之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