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四五年六月在樂東縣番陽復辦的瓊崖抗日公學舊址（經修復后拍攝）

??? 1944年8月1日，《解放日報》用整版篇幅介紹了東江與瓊崖抗日根據地。圖為該版報紙復印件。　　“我們都是神槍手，每一顆子彈消滅一個敵人……”新月初升，映照在剛剛鋤去雜草的空地。三五成群的青年或圍坐一圈，或執手遠望，豪邁的歌聲響徹山谷，令山腳下的日寇心悸不安。

　　這是75年前，每晚在瓊崖抗日公學的操場上都能見到的場景。那一年，瓊崖抗日公學在美合根據地宣告成立，來自海南各地的革命青年抱著抗日救亡、保家衛國的共同志愿，從四面八方匯聚到這所革命的大熔爐里，爭做救國救民的先鋒者。

　　能文能武的他們，以熱情與才干極大地豐富了瓊崖抗日力量，為海南乃至全國的抗日戰爭取得最終勝利起到了不容忽視的作用。

　　投入革命大熔爐

　　從“九一八事變”起，日本帝國主義便肆無忌憚地侵略我國東北三省，繼而興師南下。1939年2月10日凌晨，數千名日軍在位于海口西北角的原瓊山縣天尾港強行登陸，開始了對海南島長達6年的統治和掠奪。

　　國難當頭，中共瓊崖特委激流勇進，組織抗日救亡團體，開展抗日救亡運動。在其出版《救亡旬報》宣傳抗日主張的影響下，海口市、文昌縣等市縣也陸續出版了《救亡呼聲》、《新瓊崖》、《前哨旬報》等報刊，以如山的事實向群眾陳述并譴責了日本軍國主義的侵略罪行。

　　與此同時，瓊崖特委在海口開設的“大眾書報社”，馬白山、史中堅等人在昌江縣開設的“時代書店”；吳紹榮等人在儋縣開設的“大眾書店”等一大批文化機構又把宣揚抗日救亡思想的圖書與報刊大量發行到群眾中去。

　　“打倒東洋，逐漢奸、逐漢奸”的洪亮歌聲響徹瓊島。

　　但是，隨著抗日戰爭的深入開展，瓊崖特委和獨立總隊深感革命干部之不足，亟需培養一批軍事骨干和地方干部指導各地抗戰工作。據《瓊崖公學史稿（初稿）》記載，就在此時，中央書記處在致廣東省委指示電文中對瓊崖工作作了明確指示，其中一條就是要求廣東省委要派出大批革命青年及有能力的干部到瓊崖，“把瓊崖創辦為爭取九百萬南洋華僑的中心根據地，創造為黨在南方發展擴大影響的根據地，創造和培養干部的根據地，開辦大規模的干部學校。”

　　指示與瓊崖特委的意愿不謀而合。因此，1940年夏天，在美合根據地建立后，瓊崖特委便第一時間決定創辦瓊崖抗日公學，由時任中共瓊崖特委書記兼獨立總隊總隊長的馮白駒擔任校長，培養抗日骨干以加強對抗日工作的領導。

　　消息一經傳開，很多愛國知識分子、教育界知名人士，以及在縣一級學校工作的共產黨員，如革命先輩吳乾鵬、史丹等，便懷抱滿腔熱情、不畏艱險，沖破了敵人的重重封鎖來到美合根據地，申請在瓊崖抗日公學任教。

　　各縣縣委和獨立總隊，也主動將縣、區、鄉中思想進步的青年干部和部隊中的優秀戰士保送入學，讓他們投身于這所革命的大熔爐里，學做救國救民的先鋒者。

　　一九三八年三月，瓊崖特委在海口市新興街創辦了“大眾書店”

　　披荊斬棘建校舍

　　荊棘叢生，雜草遍地，山蚊、螞蝗橫行。這就是瓊崖抗日公學選定的校址所在地——位于澄邁、臨高、瓊山（六區）交界處的美合地區當年的真實環境。

　　“這荒山野嶺，既無良田，也無磚石木料，真的辦得起一座學校？”當第一批300多名學員滿懷激情來到美合根據地時，幾乎都被眼前的場景潑了一桶冷水——這個被稱作“荒草田”的地方，確確實實是一塊荒草田。別說食堂和宿舍，就是一間教學樓也不見蹤影，哪里有個學校的樣子？他們沒有想到，入學的第一課就是要拿起刀鋸、鋤頭，與這種惡劣的自然環境作斗爭，為自己創造一個良好的學習環境。

　　但困難打不倒求知報國之心。原瓊崖抗日公學學生劉英豪回憶，300多名師生當即挽起袖子，把害蟲、荊棘、荒草比作日寇，舉起山刀披荊斬棘。一班人馬負責開辟出一塊面積30畝左右的場地，另有一班人馬負責上山伐木、砍竹、割茅草，不到一個月的時間，就建成了一座“別具一格”的校園。

　　為什么說它別具一格？原瓊崖抗日公學教員羅文洪記得，他到瓊崖抗日公學報到時，學校剛剛建成不久。走到校門口，迎面就看到一個用竹排和木桿搭成的大牌樓，上方端端正正地寫著“瓊崖抗日公學”幾個大字。大門兩旁還有用竹片編成的“墻”，用石灰水寫成的“團結、緊張、嚴肅、活潑”，昭示著這座學校的校風。

　　走進教室一看，屋頂是用竹條夾著茅草綁扎而成，桌椅則是用竹枝和木條釘成的；再走進宿舍一看，四面墻壁都是用竹片編織，每一張所謂的“床”不過是兩條木塊簡陋地架在一起。羅文洪不禁感慨：“瓊崖抗日公學的師生竟然用勤勞的雙手，在這荒山野嶺上建成了這樣初具規模的學校，令人欽佩！”

　　據他回憶，當年，瓊崖抗日公學的教務處根據學員的文化水平，把具有高中水平的青年編入高級班，具有初中畢業水平的青年編入初級班，另外的工農學員則編入工農班，而婦女人數不多被編成一個婦女班。值得一提的是，還有15歲以下的“紅小鬼”們被編入了兒童班。

　　為了適應戰斗需求，各個班級除了按學校要求設置班主任外，還保留著部隊的隊長編制。班主任負責政治和學習工作，隊長負責軍事訓練，有戰事發生時還要指揮班中的學員戰斗。高級班和初級班的學員們用30%的時間進行站崗、放哨、情報傳遞、救護和支前工作等軍事訓練，70%的時間學習政治和文化知識。而婦女、兒童、工農等班級的課程則是學習文化課為主，同時學習人民戰爭和群眾運動的理論和實踐知識。

　　為了適應這樣的課程安排，每個班都自主建設了一個小操場，既可以用以軍事訓練，又可以當作運動場，開飯時還可以作為本班的“食堂”——每到用餐時間，學員們就拿著椰殼碗、竹筷子，有說有笑地去領飯，然后在小操場上蹲著圍成一個圓圈用餐。餐食并不豐裕，情況緊張時，每人每餐只能領到一勺鹽水粥，摻進一些革命菜。劉英豪笑言：“吃不飽是常有的事，但從沒有人說過半句怨言。”

　　供黨政軍干部學習而編印的《政治大綱》

　　物資匱乏而精神富足

　　由于日本侵略者的瘋狂掠奪與封鎖，美合根據地又處于初建階段，物資供應非常緊張。比如紙張，除了要供給學校印刷講義，還要供給抗日新聞社、戰斗生活報社印刷抗日宣傳材料。

　　在這種情況下，學員們能領取到的紙張是很少的。每個人每個月只要能領到幾張又薄又小的學習用紙就如獲至寶，得仔細收藏起來留到考試時用，平時的練習和作業只能寫在廢紙和舊報紙的空白處。當時，也很少有人買得起鋼筆，或者說，即使有錢也買不到這樣“奢侈”的文具。劉英豪說，大部分學院甚至教師的文具都要動手自制，比如用木炭或鍋底的煙炭磨成粉末加水調制成為“墨水”，再用小竹管削成蘸水筆蘸取書寫。

　　《瓊崖公學史稿（初稿）》里記載過這樣一件事情：來自原瓊山縣的婦女班學員黃若媛入學不久便染上了當地流行的疾病——瘧疾，病發時渾身發冷、高燒不斷，日復一日將原本身體健壯的她折磨得面黃肌瘦，最終竟臥床不起。

　　師生們都勸她休學回家養病，可黃若媛始終不愿放棄讀書的機會：“黨給了我們讀書的機會，也交給我們抗日救國的使命，我們怎么能軟弱畏難、半途而廢？”于是，在班干部王玉春、祝翠連等人的號召下，瓊崖抗日公學的師生們輪流分工，有的人為她煮湯熬藥，有的人為她換洗衣物，有的人為她補習功課，有的人擔負起背著她往來教室與宿舍，確保重要課程的聽講……

　　物質生活雖然極為艱苦，但學員們的精神營養非常豐富。

　　教務處為每個班安排了固定的音樂課，由羅洪文、祝菊芬等教師教授革命歌曲，還開設了列寧室（文化室）作為學員們排練節目和開展文娛活動的場所。每天，當嘹亮的起床號迎來晨曦，瓊崖抗日公學里整齊的跑步聲、歌唱聲就響成一片。這邊唱：“肩上背著槍，子彈貫入膛，唱著歌兒前進”；那邊唱：“我們都是神槍手，每一顆子彈消滅一個敵人……”有力的歌聲喚醒了沉睡中的山巒。

　　羅洪文說，每天的勞動學習后，學員們還會三五成群集中高唱《延安頌》、《流亡三部曲》等革命歌曲。周末晚上，學員們有時演出《放下你的鞭子》、《撿黃金》等流行的街頭劇，有時還演出自編自導的反映抗日戰爭真人真事的情景劇。這些文藝節目不僅裝點了學員們的課余生活，也為他們日后的宣傳工作打下了基礎。

　　據了解，瓊崖抗日公學僅僅舉辦了兩期，就因國民黨反共頑固派的進攻而停辦。然而，這短短的一年多時間內，該校為全省各地輸送了600多名革命骨干、抗日戰士。畢業后的學員有的被分配到前線部隊，有的被分配到各縣區鄉，充實了戰斗隊伍、夯實了黨政機關。

　　在后來的工作中，他們將所學知識和排演的文藝節目帶到了戰士和群眾中，豐富了戰時文化生活，也宣傳了抗日救國的最新主張。

　　他們的到來，如同革命的火種散落天涯，漸漸地形成了燎原之勢。

　　獨立總隊戰士王大明的學習筆記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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