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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黎家老人在用記憶棒織布。
清代黎族使用的刻木記事棒。
?黎族刻畫記憶棒
?新石器時代具有記事功能的石棒。
明代黎族刻畫木盒。 (本版圖片除署名外均由蔡寧攝)
海南黎族,沒有自己的文字。然而,黎族作為海南島上最早的原住民,他們依靠自己智慧和與大自然長期和諧相處中積累起豐富的生活經驗知識,造就了本民族獨特的文化形態——黎錦、黎藥、自制陶、獨木器等,黎族在海南島居住生活的幾千年歷程中,同樣也有自己的類文字載體:刻木記事和刻畫記憶,這雖不是像漢字或是其他有文字的民族一樣,通過字字組合表達一個具體意思,但黎族的刻木和刻畫,是一個融合了黎族生活記事、婚戀、信仰等含義的特殊文字符號,從遠古至今天黎族所使用的一個個器件中,折射出黎族“文字”變化的歷程。
刻劃,遠古文字符號的雛形
據考古資料記載,甲骨文是中國已發現的古代文字中年代最早、體系較為完整的文字,距今3600多年。甲骨文又稱為“殷墟文字”,是殷商時代刻在龜甲獸骨上的文字。
河南舞陽賈湖遺址發現的卦象符號(距今8000年左右)和安徽蚌埠雙墩遺址刻劃符號(距今7000年左右)一度被認為是中國最早的文字,但因為不是系統性的文字,而只被視為“刻劃記事的符號”,這些符號可能已具有了某種表達語言的功能,但不代表符號就能成為文字,更無法與甲骨文這種成體系的文字系統做同類對比。浙江省平湖市莊橋墳遺址出土的良渚似刻劃符號(距今5000年左右)與蚌埠雙墩遺址刻劃符號、舞陽賈湖發現的卦象符號都屬同類情況。
相傳在文字出現之前,我們的祖先采用過結繩記事和刻木記事的方法?!肚f子》說在祝融氏、伏羲氏、神農氏時代,人們靠結繩來記事。司馬遷在《史記》中說伏羲“造書契以代結繩之政”,“契”即是刻木記事。實際上,除了古代中國,國外許多民族也都有過刻木記事的時代。在歐洲的丹麥、瑞典和英國北部的偏僻鄉村,直到中世紀還用一種方形木棒,刻上各種紋道和符號,來記錄一年的年歷和重要宗教節日。在我國,除了居住在云南境內的獨龍族、西雙版納的基諾族外,海南島上的黎族,同樣為我們提供了一幅刻木記事時代的詳盡社會生活圖景。
刻木記事,詮釋黎族“文字”的內涵意義
聚居在我國海南島五指山區的黎族同胞,使用刻木記事的歷史相當悠久。據史籍《隋書·地理志下》記載:嶺南二十余郡俚人,“刻木以為符契,言誓則至死不改”。宋代蘇東坡子蘇過在其《斜川集·論海南黎事書》中則明確記有:黎人“無文書符契之用,刻木結繩而已”。清《崖州志》卷十三載,“黎人賒借,刻竹為契,刳兩執之?!标P于黎族結繩尚未發現見更詳細的記述,但刻木為契的記事情形則多有所見。?黎族刻木契約的原材料多是木片或竹片,竹契的長度一般根據交易物品的價值高低而定。價值小者用短竹,價值大者用長竹,短者則如手指般的長度。“黎人貿易稱貸,截竹約一指長,每千錢刻一痕,剝開各執一”,由此可見,黎族刻木文化,具有歷史淵源可以考據。
對于黎族社會中的刻木記事現象,瓊州學院海南省民族研究基地專家高澤強老師認為,在黎族社會中,一片刻劃過的竹片、木片就是一份租賃借貸的契約,竹片、木片上刻劃的條紋就是租賃借貸的數目,相當于現代人所講的合同。雖然黎族是一個只有語言而無文字的民族,但如果從古籍的意義上來看,這些刻劃條紋的竹片、木片,應該算是黎族的古籍文獻之一了。
中南民族學院民族學博物館劉衛國先生也曾對黎族“刻木記事”實物和有關民族學文獻資料進行過研究分析,并撰寫了《黎族歷史上刻木記事習俗淺析》一文。文中提到,民國時期,著名學者劉咸先生曾親赴海南黎區調查,并對黎族刻木記事進行了專門研究。劉咸認為,黎族竹刻按典當土地所付價錢多寡而長短有所不同,計有“指長押”、“掌長押”、“肘長押”三種,其長度分別為中指(或部分)之長、手掌之長及一肘之長。凡契值在三十元以下者用指長押,每刻值一元;四十元至百元者,用掌長押,每刻值五元;?百元以上者,用肘長押,每刻值十元。竹契由賣主制備,其長短亦取自賣主手之尺寸,制成后當中人之前,于兩端符驗缺口之中縫處用刀剖為二,由中人親授予雙方,各執其一,妥為保存,買方將依照竹契上所刻之數量將錢物等付與賣方后,即可管業(田、山等)?,直至賣方贖回為止。贖時必須按契上所記之數值,不增不減,亦無利息,可一次贖清,亦可陸續贖之,父死子可贖,只要原契存在。贖清則毀押,買方立即將田產等交還賣方?!捌踔耥氁灾駷橹?,取其圓而有節,不易假造……然所以稱刻`木’為信者,因吾人前此認竹亦木類,故概括之。”解放后50年代在對黎族進行大規模調查時,在部分地區仍然發現有刻木記事習俗的遺存。據《海南島黎族社會調查》記載:?黎族“出賣或出典田地,都要刻竹為契,黎話直譯為‘割竹’。即用一節竹筒,將典賣的田地的價值、數量,用刀刻在竹上來表示。如1頭牛和5塊光洋,可刻成‘×?1×11111×’?的形狀,其中‘×’?表示間隔,僅‘1’?表示數量??讨褚院?,將竹筒從當中剖為兩片,雙方各取一片。以后每交一頭牛,一塊光洋,便將刀痕逐次削去,等削完了,就將兩片竹片對證一下,認為沒有問題,就當場燒去,表示手續完結。”此后,由于經濟的發展和社會的進步,刻木記事在黎族社會中漸漸消聲匿跡。黎族刻木記事的實物現存已相當稀少,中南民族學院民族學博物館是收藏比較多的一家。
刻畫,記錄黎族社會生活的寓情圖景
隨著時間的推移,黎族刻木記事習俗至明清時期逐漸淡化,而能夠在黎族民間承載這一“文字”功能的刻畫記憶卻同時在黎族民間風行起來,即在紡織用具、木盒、藤籃墊圈上雕刻有內容豐富的圖案。在海南省東方市黎族聚居地,有一種刻畫技藝精湛、圖案豐美的紡織木棒和木盒,是黎族婦女傳統使用的踞腰織機構件木棒和裝存針線的刻畫木盒,俗稱為“記憶棒”和“刻畫盒”,記憶棒和木盒上刻繪有與黎錦傳統圖案相同的人形紋、幾何紋、植物紋等。
當地江邊鄉村民麥秀梅告訴筆者,聽她父母輩那一代人回憶,紡織記憶棒不但是踞腰織機的重要構件,還是他們的定情物,在當地舊時有一種戀愛習俗:男女青年到了談婚論嫁階段,男方要親自到山上選一條適合雕刻的木料,然后加工成踞腰織機的構件,并親自在木料上精心雕刻黎錦圖案,完成了所有工序后,男子就先保存著記憶棒,要是看上了村中那一位女子,他就親自贈送記憶棒,而受贈女子往往根據記憶棒圖案的精美程度來決定是否應該接受求婚男子的“丘比特之箭”,工藝精湛的記憶棒,意味著求婚男子是個有手藝、有責任心的人,是可以托付終身的對象。因為記憶棒在黎族女子婚后進入了“男耕女織”生活中后,婦女在日常手工紡織時,記憶棒是織繡黎錦圖案的指導依據,并伴隨一生甚至世代相傳。在三亞市崖城地區,有一位黎族婦女保存的一件自稱是母親傳給其作為嫁妝的記憶棒,上面除了傳統圖案之外,還在木棒兩頭雕刻古代銅錢的圖案,這位老婦人告訴我,這是她父親當年求愛時送給母親的禮物,精心雕刻圓形銅錢圖案,寄意日后的生活圓圓滿滿、幸福美好。
除了記憶棒和刻畫木盒,黎族的刻畫內容最為豐富要數藤籃墊圈,在黎族哈方言區,有一種精致的刻畫藤籃,是舊時結婚的重要聘禮,而今日此類藤籃的擁有者多為八十歲以上的老人,藤籃一般高20公分,口寬30公分左右,藤籃做工精細,頗為考究,主要有兩大部分組成:上方是純藤編織的小籮筐,下方是用一種海南民間俗稱為“藤春木”的軟木料制成圓形底墊,令人驚奇的是,木片表面精心刻繪有山羊、奔鹿、遠古桫欏、生命樹、牧牛圖和崇拜符等,是集中反映黎族社會生活的場景畫面。
黎族是一個古老而又承載著大量人類學、民族學信息的民族,由于特殊的地理位置和歷史原因,雖然不像我國滿蒙藏少數民族那樣擁有自己獨創的文字體系,但黎族從刻木記事到刻畫記憶及精美的黎錦圖案中,都折射出本民族獨特的“文字”傳承與演變的縮影,也為我們提供一個非物質傳承中的可貴樣本——黎族刻畫。但愿這有序的傳承,能夠得到很好的保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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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輯:吳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