瓶口的花紋。

?瓶上侍女笑意盈盈。

筒瓶強調主體圖案。　

　　文本刊特約撰稿?張揚?圖麥靜娟

　　海口市博物館藏有一件明崇禎青花仕女梳妝圖筒瓶，造型規整，頎長秀美，線條流暢，釉面光潔勻凈；近看修丕工整，胎質細膩，青花發色青翠雅致，是一件上好青花瓷。

　　瓶身通景繪制。一富貴人家女主晨起梳妝，庭院內對鏡貼花，一旁侍女端水以待，二人容貌清秀，笑意盈盈，身姿妙逸，閑適從容；身后假山矗立，蕉葉舒展，腳下萱草茸茸，好不愜意。這幅女主晨起庭院梳妝圖，主題鮮明，畫工精細。

　　從瓶型來看，侈口，束頸，圓折肩，深直腹，平底微凹，瓶腹深長似竹筒，故名筒瓶。該瓶型始見于明萬歷朝，在清初順治、康熙朝被賦予“大清天下一統”的寓意，從而成為民窯中最為流行的器物。

　　該瓶胎釉精良，青花發色翠雅，構圖簡潔明朗，畫工精細傳神，尤其是采用斧劈皴表現山石形態，分水法表現器物明暗，是一件典型的“過渡期”上品細料青花瓷。而“過渡期”又在整個青花瓷器發展史上占據舉足輕重的位置。

　　破繭而出

　　何為“過渡期”？

　　青花瓷，起源于唐代，發展于元代，成熟于明、清，并成為主流，一直沿用至今。青花瓷有兩個藝術高峰，一是元末明初，一是明末清初。

　　在明代青花瓷的燒造史上，又有兩個時期比較引人注目：第一個是正統、景泰、天順三朝，此期瓷業上承宣德，下啟成化，然并無可靠的三朝年號官窯瓷，學術界稱之為“空白期”；另一個便是“過渡期”，它從明末萬歷后期一直延續到清初康熙早期。“過渡期”瓷器因其青花繪畫風格的轉變與民窯制瓷的興盛而備受矚目。

　　“過渡期”瓷器風格鮮明，與之前截然不同：

　　過渡期瓷器強調主體圖案，弱化工藝性邊飾。過渡期瓷器給主體圖案最大化的空間，如果走近這個明代青花仕女圖筒瓶細看，在肩足兩個部位，確有暗刻邊飾。但這一暗刻裝飾手法，遠觀不礙圖案整體性，近看別有一番新意，饒有趣味。

　　過渡期瓷器彰顯藝術的個性化。明中葉以降，隨著宮廷繪畫衰落，文人畫占據了畫壇主流。受文人畫的影響，瓷器這一社會化產物浸染了個性化特質，成為表達制瓷者、欣賞者個性化思想與愛好的產物。如瓷器常出現攜琴訪友、溪邊垂釣、深山隱逸、庭院花鳥等圖幅，極具文人審美意向。

　　過渡期瓷器反映大眾審美，弱化等級規制。從過渡期瓷器主題紋飾來看，絕大多數以元明戲曲小說的故事題材為主。而這些小說戲曲正是市民階層勃興的社會性產物。制瓷者將這些故事片段繪制于上，迎合大眾審美，是當時社會風貌的一個展現。

　　至此，“過渡期”青花瓷突破傳統束縛成為“山水必有意境，人物必有故事，花鳥必有情態，著重表現世俗社會生活，文人審美情趣”的藝術品。

　　畫風熏浸

　　仔細端詳筒瓶上的這幅仕女圖，女主容貌俊俏，仕女笑意盈盈，似曾見于何處。翻看明代《三言二拍》《金瓶梅》《西廂記》《水滸傳》等刊本，大量精美的插圖躍于眼前，這些插圖中，有與這件瓷器的圖案幾近重合之作。這就引出另一個話題：明代版畫創作對瓷器繪畫的影響。

　　明代院畫的衰落導致宮廷繪畫市場崩潰。宮廷藝術市場解體之后，文人畫家面臨兩種生存狀態：“遣興”“自娛”，不以書畫為生；面對市場，向職業化、商業化發展。這時許多畫家轉向建筑、園林、版畫、家具、制瓷等行業抒發藝術才情。這一時期，由于雕版印刷的進步，這些畫家的繪畫作品多刊印成畫冊，當時景德鎮民窯工匠們將這些文人畫家的畫冊作為摹本，搬到瓷器上，生產一些符合這類文人或畫家口味的產品。

　　晚明刻書出版業非常發達，出于商業競爭與藝術裝幀的需求，版畫創作需求甚大。諸如陳洪綬、丁云鵬、崔子忠等都是著名的書籍版畫插圖名家。現藏臺北故宮博物院的項南洲刻《李卓吾先生批點西廂記真本》（插圖西陵天章閣崇禎十三年刊本），內有掛陳洪綬、曾鯨等人署名的插圖二十幅。插圖以十幅美人圖，與十幅花鳥圖交錯出現，在晚明諸本中別具一格。仔細端詳這些插圖，人物衣飾完整、神情豐富，庭院落落蕉石怡然，雖是細筆白描，然而物態畢現，如臨其境。回看筒瓶，主仆二人服飾線條婉轉流暢，衣紋轉折濃淡暈染，儼然小說版畫挪移于此；再看此情此景，恰似鶯鶯般貴族女眷庭院梳妝。

　　不難想象，這類融合了庭院、花鳥、仕女等元素的器物代表上層社會的審美，加之這些人物畫功力深厚，非一般工匠才力所能企及，價錢不菲，更是富貴人家、文人雅士追捧的對象。

　　器載春秋

　　瓷器、繪畫、園林、建筑這些藝術表現方式，展現當時社會風貌，承載了當下審美取向。

　　從這件瓷器仕女服飾來看：團領衫、褙子、膝褲，典型明代女性服飾。衫襖合領對襟大袖，富裕人家女性慣用款式。從陳洪綬所繪版畫中的庭院石桌來看，本瓶所繪與之一致。儼然，這幅仕女圖反映了晚明崇禎時期的社會風貌。那么晚明社會究竟如何？世人當時生活狀態如何？社會發展到何種程度？這些都要從明末小說、史料中尋找答案。

　　《金瓶梅》產生于明代嘉靖萬歷年間，是一部世情小說，主體情節不再冗述，單是觀察書中描寫的西門家衣食用度，便知當時富貴人家生活水平。第二回西門慶一出場便是：“頭上戴著纓子帽兒，金鈴瓏簪兒，金井玉欄桿圈兒；長腰身穿綠羅褶兒；腳下細結底陳橋鞋兒，清水布襪兒；手里搖著灑金川扇兒”，衣著富麗；同時西門慶的家眷妻妾在服飾打扮上也別出心裁，綾羅綢緞，一派奢華的景象，先不論晚明“重衣不重德”的社會風氣，這樣的生活代表了社會主流的物質享受與審美追求。

　　《明神宗實錄》載：“今貴臣大家，爭為奢侈，眾庶效仿，沿襲成風，服食器用，逾僭凌逼”。明代社會經濟經過長期積累，到中后期達到前所未有的水平。糧食作物品種增多，手工業行業增多，生產規模擴大，生產技術不斷提高，商品經濟空前繁榮。在此基礎上形成了大小不等多個商業中心區，城市日益增多，特別是以工商業為主的城市：蘇州、杭州、湖州、景德鎮等，規模不斷擴大。

　　商業繁榮、資本積累，改變了人們的消費模式。明中后期隨著經濟的發達，財富的積聚，豪門富賈建造花園的風氣盛行，一些官員和文人也紛紛追求精致的居住環境。有名的拙政園，自嘉靖六年起營造，十二年完工。拙政園內假山湖石，荷塘處處，畫舫怡然，漫步其中，如同游于畫中。再看這個瓷瓶蕉石朗朗，一派富貴人家家大業大之象。

　　商品經濟發達，重農抑商的傳統被打破。依于商業手工業的繁榮，居于市鎮的市民階層日漸龐大。這樣的經濟結構，必然導致文化藝術審美主體的轉變，審美觀念的改變。因此，不難理解，戲曲小說、版畫插圖這些市民經濟的產物為何如雨后春筍般涌現。

　　神與物游，過盡千帆。回觀瓷瓶，笑意頻傳心歡喜，蕉石流露富貴氣。可以說，這一青花筒瓶是明末商品經濟發達的折射，是社會審美轉變的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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