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政有聲垂青史
文教流芳詩名揚
己酉選拔的翌年，瓊崖末代拔貢中的不少人通過朝考獲得了小京官或地方七品的任命。然而，在全國一片亂哄哄的局勢下，這種“魚躍龍門”實際上也只是徒有其名罷了。失之東隅收之桑榆，進入民國后，他們各自追尋著心中的“詩和遠方”，或從政有聲，或文教流芳……寫下了不同的人生一頁。
王道熙，1920年至1926年期間連任兩屆感恩縣長，作為感恩有史以來第一位“出宰家山”的父母官，王道熙在任上留下了彪炳的政聲——他秀才帶兵，率領民軍將一伙滋擾當地的土匪擊潰。在荒年歉收的時候，他敢于違抗駐軍頭子攤派的征糧令，為此不惜坐牢。他還是關心貧民疾苦的改革者，規定凡是放貸只能一本一利，不能利滾利。從王道熙身上，可見一位傳統士人的耿介之氣。
定安的王恩榮則是一位堪稱“宦游人”的瓊崖末代拔貢。王恩榮，又名王集吾。在考選拔貢后，民國初年，先后在廣東海豐、海南萬寧以及福建連城出任縣長。有意思的是，王集吾雖然有過出任一縣之長的經歷，但官場并沒有磨掉他個性的棱角，在他的身上，始終體現出不平則鳴的凜然正氣，還曾有過“書生造反”的壯舉。
據刊登于第十五期《瓊島星火》的《緬懷王集吾先生》介紹：1927年，在定安中學主管教務的王集吾，因不滿時任縣長黃夢麟勒令農民提前繳納第三年稅糧的做法，他配合共產黨在當地的組織，積極謀劃打倒反動縣長的行動。王集吾發揮文筆特長，親自起草了《告全縣人民宣言書》，列舉黃夢麟的罪狀，號召全縣人民抗交租稅，打倒反動縣長。當年三月，定安爆發了農民抗繳租稅的大集會，黃夢麟被示威群眾的聲勢嚇得翻墻而逃。或許是在這場運動中與共產黨發生了關系，王集吾在后來的人生中有了另一樣的際遇。
日軍侵瓊之后，經國共雙方協商，決定成立有國共兩黨干部和民主人士參加的瓊崖戰時黨政處，王集吾被委以黨政處秘書。在任上，王集吾為團結抗日力量積極奔走，并在此期間認識了馮白駒。海南解放后，王集吾就任海南人民法院副院長。王集吾逝世后，馮白駒為其手書了“民主人士王集吾先生之墓”的碑文。
除了仕途留名，瓊崖末代拔貢中的不少人，還在文化教育領域留下了值得后人銘記的成就。
上世紀20年代，盡管新式教育已行之有年，小學堂在瓊島遍地開花，但卻存在著中學數量不足的尷尬。這一時期，瓊崖末代拔貢，在海南教育走向近代化的歷史進程中留下了活躍的身影。比如，蔡鳳翔就曾參與創辦萬寧縣初級中學并擔任教職；崖縣中學開辦伊始得到了陳金聲的資助；而馮官堯則與王國憲等人在1923年創建了海南中學的前身——私立瓊海中學。
有人杏壇留聲，有人詩名傳世。來自儋縣的陳有壯，則以詩名在史上留下了一段佳話。1915年，陳有壯在家鄉組建了“王五詩聯社”，并以此為平臺，轟轟烈烈引領了一場席卷瓊西大地的“詩聯平民化運動”。在此之前，文人結社切磋酬唱，都擺脫不了小圈子自娛的局限。而陳有壯的王五詩聯社則高舉“群眾路線”大旗，以“開門賽詩”為宗旨，讓長久以來高高在上的詩聯走進了群眾這片更廣闊的天地。當詩詞楹聯這一陽春白雪遇上短衫的下里巴人，竟然產生了驚人的效應——在王五詩聯社的影響和帶動下，儋縣各鄉鎮前后涌現出24家詩社并頻繁舉辦詩聯比賽。
正是得益于以陳有壯為首的這些地方先賢當年承前啟后撒播的“詩種”，今日的儋州結出了“詩詞之鄉”“楹聯之鄉”的文化碩果。
陳有壯詩作手稿。 曾兆旺 攝
林大魁投身商界
詩文遺韻在香江
著書立說歷來被文人視為神圣的使命，也是他們自覺追求的一種情懷。瓊崖末代拔貢在著述方面有建樹，更有遺澤。如謝尚瑩、陳有壯同為《儋縣志》兩位分纂；盧宗棠擔任《感恩縣志》的主筆；王集吾在福建連城出仕的任上，也主編了《連城縣志》。更值得一提的是，來自瓊山海甸（今屬海口）的林大魁，寫成《青山禪院大觀》這本詩文圖集，為世人展現了位于香港屯門的青山禪院這座名剎的諸多勝景。
在瓊崖末代拔貢中，林大魁是經歷頗為特殊的一位。他曾經棄儒從軍，就讀于廣東將弁學堂，與后來成為孫中山得力助手的鄧仲元是同學。不過林大魁最終沒有選擇投身軍界，而是回到了文教界，然后又華麗轉身成為了一名儒商。
陳金聲的墓碑。 （資料圖片）
大約在己酉選拔的前后，林大魁在海口創建了“五行學堂”，并自任山長，學校由五大商行共同募集經費。不久，該校改名為“海口五行儲實學堂”。民國成立后，又改稱“海口鎮立第一高等小學校”，成為了海口新式小學教育的“先行者”。
在教書之余，林大魁還投身文化事業。據資料記載，民國初期，海南政局不穩，地方人士憂心五公祠文物失竊，于是請瓊山籍詩人馮先標出任五公祠圖書館館長。馮先標又邀請了地方文化名人王國憲等人組建了一個詩社，并以五公祠內的浮粟泉為名，稱為“粟社”。經常參加詩社活動的，就有林大魁及馮官堯等人。他們聚在五公祠中吟詩作賦，刊印詩集，起著保護五公祠的作用。林大魁在粟社中的這段往事，也成為了五公祠史上的的一段佳話。
也許是在創建五行學堂過程中與海口總商會建立起的聯系，林大魁在后來以海口總商會代表的身份，迎來了人生中的高光一刻。
上世紀20年代，軍閥割據下的中國四分五裂，戰爭不斷，人民深受其苦。有識之士曾呼吁發起“國是會議”，以期統一和平。據孫籌成《1922年八團體國是會議之經過》一文的記載，1921年，全國商教聯合會分電各省省議會、總商會、教育會、銀行公會、錢業公會、報界公會、律師公會、省農會等八團體，組織“八團體國是會議”。在經過一番波折后，1922年5月7日，“八團體國是會議”在上海開幕，林大魁作為海口總商會的代表，被公選為大會臨時主席，他與黃炎培等愛國民主人士一道，發出了期望全國早日實現“民治統一”的正義呼聲。
封建時代，士人不屑于經商。但近朱者赤，在跟海口總商會一來二去的交往中，舊時代讀書人出身的林大魁也難免會受到影響。在后來的人生路上，他還是“下海”了——大約在上世紀20年代初期，林大魁已經是一名經常前往香港經商的生意人。而在此過程中，林大魁又因一段“佛緣”，在香港的文化史上留下了自己的名字。
在一次因商務而逗留香港數月的行程中，有一天林大魁突然感到悶悶不樂。于是，在友人的建議下，他帶著兒子一同游覽了位于屯門的青山禪院。這里的風景及氛圍，讓林大魁長久以來居樓層之上彩燈之下所出現的腦筋沉沉之疲態，頓時消失無形。有了這一次的體驗，林大魁在后來經常前往青山禪院散心，有時還在禪院里小住幾日，享受難得的寧靜時光。在此過程中，他認識了青山禪院主持顯奇法師，在聽了同是瓊郡鄉人的張純白居士詳述后，林大魁了解了該院的歷史由來。于是，在顯奇法師的邀請下，他寫下了《青山禪院記 》《顯奇法師事略》等文章，嗣后，他將這些文章以及在青山禪院游覽及小住期間所寫下的近百首詩詞作品，加上所拍攝的禪院景觀照片，集結成冊，并由民國初年兩任江蘇省長的韓國鈞等人作序，光緒年間的探花、東莞人陳伯陶題寫書名，在1927年交付廣州及上海的兩家公司正式出版發行。在這本小書中，林大魁用淺易輕松的文辭，描寫了在青山禪院的所見所聞所感，由衷表達了一種山中隱居的愜意。《青山禪院大觀》一書，是最早以圖文形式展現香港這一處名勝古跡的著作。
時過境遷之后，該院的許多景致有了改變，今日的香港書刊在介紹青山禪院的歷史內容時，林大魁的《青山禪院大觀》經常被引用，特別是其中的詩詞，更是了解青山禪院鼎盛時期院內僧人及居士修行場景的珍貴資料。可以這么說，在不經意之間，來自海南的林大魁給千里之外的香江大地，留下了一份文化遺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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