省檔案館收藏的僑批。

歌曲《一封番批》深情唱道：“寄一封番批輕又輕，寄返二個艱苦錢銀報答雙親，人在異鄉終是客，夜夜做夢，夢中團圓。寄一封番批輕又輕，隔海日盼夜盼思念深，背井離鄉汗與血，盼個平安，價值千金……”

“番批”就是“僑批”，來自閩南方言，閩南語稱信為“批”，寄信為寄“批”。后來，“批”成為南洋華僑寄托銀信的代用詞，專指海外華僑通過海內外民間機構匯寄至國內的信匯合一的特殊郵傳載體，兼具家書、匯款功能，主要分布在福建、廣東和海南等僑鄉。

異國他鄉闖天地

20世紀中期，如果你問一個留守家鄉的海南人，對生活最大的期盼是什么？也許大部分人會回答：是收到一封來自海外親人的僑批。

史料記載，早在唐代，海南島已是南海中西航線之要沖。清代鴉片戰爭之后，海口被辟為通商口岸，自此開啟了瓊島人民出洋打工的熱潮。據統計，從1876年至1908年，出洋的瓊僑總人數超過45萬人次，平均每年有1萬余人次出洋。而民國時期，瓊島遠游之風益盛，其中文昌人居多。

當時，漂洋過海的瓊籍華僑們，大多是來自社會底層家庭的青壯年，他們抱著掙錢養家糊口的美好愿望，期望在海外闖出一片天地。但現實談何容易，瓊僑在遙遠的異國他鄉，面對著陌生的環境，語言不通，前途未卜，只能憑借勤儉耐勞、堅忍不拔的精神，做一些挖礦、割膠、開小商鋪等苦力活，艱苦謀生。而他們年邁的父母和弱小的妻兒則留守在家鄉，這就造成了千千萬萬個家庭隔洋分居的狀況。

“一船淚水一船人，一條浴布去過番，火船始過七洋洲，回頭不見俺家鄉，是好是劫全憑命，未知何時能回還。”一首民謠，記錄了當年漂泊海外中國僑民的艱辛。在異國他鄉，這些瓊籍華僑們白日干活無一刻歇息，晚上得空時便鄉愁綿綿。在漫漫長夜中，他們想念著在海一方的親人，備受思念和等待的煎熬。“凡遠走他邦求食，來往之函最為要也，見信即見面無異”，漸漸地，僑批——這種連接海內外親人的特殊紐帶便悄然形成了。

僑批源于海外草根華僑們個體的通訊與金融活動，非單純家書，亦非單純匯款，也不是兩者簡單的疊合。作為那個特殊年代的產物，僑批跨越重洋，建立起了國內外兩地的社會關系網和親情網。僑批最早由“水客”攜帶，全盛時期則由專門的僑批局解送。

海南師范大學學報2012年刊登的《海南島僑批發展概略》一文曾指出，與廣東、福建等地相比，海南僑批業起步比較晚。直至19世紀末20世紀初，東南亞地區海南人經營的批信局只有數家，主要是在海南華僑集中的新加坡和泰國，其中，新加坡有2家，為裕成號和曹琪記號。泰國58家批信局中，46家是汕頭人經營的，其余12家由客家人、海南人和其他地區人經營。

寄往文昌清瀾的僑批。 本版照片均由李佳飛翻拍

水客奔波送鄉音

最開始，僑批通過民間渠道寄送。一般都是委托回鄉的同鄉熟人，攜帶平安家書和養家錢款，家人接到僑批之后，報以一定酬金。后來清朝乾隆年間，出現了專門替人攜帶僑批回鄉的職業投遞人，即“水客”。水客堪稱僑批業的先行者。

作家俞智先在小說《下南洋》中描繪了清末“水客”在一個工棚內收僑批的場景：他（簡阿七）是來工棚收僑批的。工棚漏雨，錫工們一邊把斗笠蓑衣連在一起為簡阿七遮雨，一邊從身上和行李里把小心藏好的血汗錢掏出來交給他。簡阿七一筆一筆仔細記著，然后鄭重地讓工人們在自己的名字上按上手印……簡阿七邊寫邊問：“阿雨呢，他怎么不寄批？”好一會兒，才有人壯著膽子說：“他死了。”……簡阿七怔了一下，在一封批信上寫上了阿雨的名字，又從懷里掏出了一些錢放在批信上。“誰替他按個手印吧，阿雨死了，可他的家人還得吃飯。他在家鄉的老老小小都盼著這筆錢呢……斷了僑批，往后可怎么活呀？”

“水客”又稱作“僑批員”“派批員”“批客”或“批腳”，他們奔走在中國東南沿海和南洋區域，三五年往返一次，一般由較為忠厚并有威信、懂得點武術（能防海盜搶劫）的人擔任。“水客”架起了海外僑胞與內地僑眷的聯系，他們負責遞帶“人、信、財、物”，最經常送帶的是“銀款家書合封”的銀信。

海南日報記者翻閱史料注意到：光緒年間，海南曾有4位著名“水客”——張云吉、張運顯、莊家就、陳壽卿，他們往來于海南島和泰國、新加坡之間。曾有學者對他們業務范圍作出概述：“以通匯生意行商，在僑居地利用僑匯購買大米、棉花等貨物，運回國內市場銷售后解付給僑眷；回僑居地時組織海南土特產如葵扇、瓊劇劇本到僑居地出賣。”

被稱為“批腳”的送批者，都有很強的職業責任感。他們經年累月在外奔波，風餐露宿，風雨無阻，批袋、竹籃、雨傘就是他們永不離身的3件寶。“批腳”們的誠信，更是令僑眷嘖嘖稱贊。民間曾流傳這樣一個故事：一位乘船送批的“批腳”，途中遭遇臺風，他與隨身攜帶的僑批一起沉入水中，所幸被同鄉救起，撿回一條命。但他深感責任重大，為了解送僑批款項，他回鄉后變賣田產，兌換銀元，并憑借記憶，將款額一一賠償給僑眷。

僑匯年均千萬元

20世紀10年代至30年代，是海南僑批業發展的黃金時期。

在南洋，海南華僑人口的急劇增長促進了當地僑批業的迅速發展。1940年日本占領南洋之前，東南亞地區的海南批信局從最初的2家發展為40家，如恒裕興、人信壯合記、錦和號、錦泰隆、德和昌合記、瓊寶通、聯合公司等。至此，東南亞地區的海南僑批業發展達到頂峰。

而在海南島內，民國初年至1939年日本攻占海南島之前，僑批局數量也快速增長，僑批業進入空前的繁榮時期。民國時期從事銀行工作的程茂材在其文章中記錄：1928年至1931年間，海口有平民棧、益日隆、泰原、中民、阜成豐、線泰、實安泰、信安、泰興、信成、瓊源通等23家僑批局。此外，僑批局還在各個鄉鎮發展了一些營業點——駁批店。1932年，文昌、瓊海、瓊山、那大等地都已設駁批店，文昌、瓊海僑鄉尤為發達，各有40余家之多。

至20世紀30年代末，海口的僑批局發展到55家，文昌的文城有11家，瓊海的嘉積有10家，這是海南島僑批業歷史上批局數量最多、發展最快的時期。

瓊僑從海外寄回的銀信成為瓊島人民生活重要的經濟補充。《海南金融志》記錄，民國后這段時期，海南僑匯年最高數額達2000余萬元光銀，即使在經濟不景氣時，最低也有五六百萬元，一般情況下，年平均有1000萬元左右。

這段時期海南僑批業何以發展得如此鼎盛？有研究學者指出：“僑批業務是依靠傳統的宗親同鄉關系發展起來的，批客特別注重鄉親之間的感情聯絡和樹立良好的口碑。為了進一步鞏固和加強這種關系，在東南亞的僑批業者建立了以鄉緣為基礎的行業公會，新加坡瓊僑匯兌公會也在這個時候成立。”此外，第一次世界大戰后東南亞經濟復蘇，國際上對橡膠、咖啡、胡椒等熱帶經濟作物需求增加，帶動了相關行業的發展。南洋的海南華僑大多從事這些領域的工作，經濟收益有所提高，僑批自然增加。后來，中華國民政府出臺一系列護僑政策，激發了廣大華僑愛國愛鄉的熱情，參與家鄉建設的僑批增加。同時，國際銀價下跌，許多華僑為規避風險不得不將資本轉移回國，投資性僑批增加較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