結合十七大以來我國文化體制改革的實踐探索，學習貫徹六中全會精神，深化文化體制改革，推進文化大發展大繁榮，一定要準確認識和正確處理好三對關系：經濟效益與社會效益的關系、文化事業與文化產業的關系、政府推動和市場化運作的關系。

　　意識到了文化產業的經濟效益，于是就矯枉過正，一窩蜂地用文化去“賺錢”，最后名義上還是文化其實早已不是文化了，甚至成為了“偽文化”、“劣文化”

　　文化的社會效益有兩大特點：一是效益跨時間，這種效益的時間跨度大到甚至具有時代性的尺度，而且沒有截止期，很難用當下的得與失來進行精確量化評價。像中國文化中的唐詩宋詞其對于中華民族的價值絕不僅僅止于唐宋兩代，未來中華文化的傳承依然不能忽略;二是效益溢出性，這種效益往往不體現在某一固定區域范圍，并不因為產生于甲地就肥水不流外人田，而是無排他地在全社會領域內發揮作用。所以，這樣的效益很難用市場與經濟的方式對它進行精確估價。

　　文化也能產生經濟效益的。而且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背景下，人們對文化的這種需求會更加豐富、更加廣泛，比如報刊書籍、電影電視、文藝演出、藝術品收藏等等，這為我們實現文化的經濟效益提供了廣闊的空間。2010年我國國產電影國內票房超過100億元，數字出版產業總產值達到900億元等等，這些都是因文化的商品屬性而產生的巨大經濟效益。

　　既然，文化產品客觀地具有社會效益和經濟效益兩個層面，而且這兩個效益的實現路徑又是不同的，我們就應該把這兩個效益都實現好。我們既不必過分強調文化的社會效益而忽視追求文化經濟效益的要求，也不能只熱衷于文化的經濟效益而放棄承擔社會效益的責任。過去我們過分強調文化的事業屬性，強調文化的意識形態性，以至于這也不能做那也不能做，最后越來越僵化、越來越萎縮。隨著思想的解放和市場經濟的發展，也意識到了文化產業的經濟效益，于是就矯枉過正，一窩蜂地用文化去“賺錢”，最后名義上還是文化其實早已不是文化了，甚至成為了“偽文化”、“劣文化”。有人可能會辯解說，文化的社會效益與經濟效益不可兼得，只能顧一頭。其實不然，文化的經濟效益與社會效益之間是存在一定的矛盾，但并沒有到了非此即彼的地步。

　　所以，汲取以往的經驗教訓，我們既理直氣壯要求社會效益，又大大方方去追求經濟效益，并且通過經濟效益促進社會效益。

　　我們需要確立一個觀念，這就是公益事業是“鐵飯碗”，社會一定要有公益事業，但事業單位與事業單位的人不一定就是“鐵飯碗”了

　　在我國的文化建設與文化發展中，一直是把文化作為一種事業來看。所以我們從事文化建設的部門就具有了一個特殊的身份，就是文化事業單位。文化不同的屬性自然可以讓不同的主體去實現。

　　公益化的文化事業，比如公共文化服務、人民群眾基本的文化權益、農村文化基礎設施、作為黨和人民喉舌的新聞媒體等工作是必須按照事業的要求來進行，政府必須加大投入、轉換機制、增強活力、改善服務，促進公益性文化事業全面繁榮，讓事業單位有錢去做事業，有精力去做事業，不能讓那些文化事業單位干著事業的事，卻要自己到市場中去找錢。

　　因為，不論社會再怎么發展，在文化領域肯定會有一些市場解決不了也不愿意解決的事情，也就是社會文化公益事業。而且社會越發展，社會文化公益事業的范圍與內容越廣大、越豐富。社會文化公益事業既是文化事業單位賴以安生立命的根本，又是文化事業單位不可推卸的責任。

　　只是，在這里我們需要確立一個觀念，這就是公益事業是“鐵飯碗”，社會一定要有公益事業，但事業單位與事業單位的人不一定就是“鐵飯碗”了。文化事業單位不能?“市場化”不等于發展文化公益事業不能運用市場手段。在市場經濟的環境下，連政府行政部門都有一個借鑒企業運行的要求，更何況事業單位。所以，更準確地說，應該是政府要養“事業”不養具體的單位、不養具體的人。社會有文化公益事業需要做，既可在既有的文化事業單位中招標，也可面向社會招標，通過吸納社會力量來花少錢買好服務。就算政府真要養文化事業單位，也要通過養很少的單位刺激更多的社會力量來完成公益事業。

　　對于經營性的文化產業，我們則一定要創新體制、轉換機制、面向市場、增強活力，提高文化產品和服務的市場化程度，讓他們通過滿足人民群眾多方面、多層次、多樣性的文化需求來實現自己的利益追求，實現經營性文化產業跨越式發展。對于文化產業，既沒有必要設置各種條條框框抑制它們的活力，更沒有必要拿著國家的稅收去補貼企業性的行為。這些年來，我國文化產業發展態勢很好，2004年至2008年間，我國文化產業增加值的年平均現價增長速度達22%以上，高于同期國內生產總值年平均現價增長速度3.6個百分點。2009年我國文化產業增加值占國內生產總值的比重為2.5%，比2004年比重高出近0.4個百分點;北京、上海、廣東等省市文化產業占國內生產總值比重都超過5%。這證明只要給舞臺、給環境、給政策、給制度，文化產業的活力與后勁是難以估量的。同時，我們也要看到，盡管有這樣大的進步，我國文化產業發展的空間依然相當巨大。我國文化產業在國民經濟中所作的貢獻遠遠低于美國等發達國家，美國的文化產業占整個GDP的25%，英國達到11%，而中國只占到2.6%。我國的文化產業發展方興未艾、任重道遠。

　　所以，只要我們按照事業和產業的不同發展規律分類引導，就一定可以實現文化事業和文化產業協調發展。

　　如果提供產業化的文化產品，實質上就把政府降為了與企業等其他經濟組織同樣的市場主體之一，政府不應該也不能成為文化市場主體

　　文化改革與發展離不開黨的領導和政府推動。始終堅持黨對文化工作的領導，堅持馬克思主義在意識形態領域的指導地位，堅持社會主義先進文化的前進方向是我們文化改革和發展不可須臾偏離的大方向。同時，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環境中，堅持社會主義市場化的改革，更多地發揮市場配置資源的基礎性作用也是我們文化改革與發展的大方向。

　　把這兩個大方向有機結合起來，這就要求我們在堅持黨的領導和政府主導的同時，要注意按照現代社會發展的要求，加強文化立法，通過法定程序將黨的文化政策逐步上升為法律法規，要加快轉變政府職能，健全文化法律法規和政策體系，堅持文化改革的法制化和程序化。

　　政府要向社會提供文化公共物品(注意不是產業化的文化產品)。這文化公共物品中最主要的就是制度、是環境，是市場監管，是公共服務。如果提供產業化的文化產品，實質上就把政府降為了與企業等其他經濟組織同樣的市場主體之一，政府不應該也不能成為文化市場主體，而是超然在文化市場主體之上的社會主體。正是這種超然性，使得政府可以提供一個穩定、統一、公開、公正、可預期的制度環境，以保證文化發展方面各種創新機制有效運轉，保證文化市場的公平競爭秩序，保證沒有假冒偽劣，保證不傷害公眾利益。

　　所以，按照十七屆六中全會的精神，在形成科學有效的宏觀文化管理體制方面，黨委政府責無旁貸，在形成富有效率的文化生產和服務的微觀運行機制方面，則大膽放手讓市場來說話。

　　(作者為中共中央黨校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