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潮州商人的道義觀

　　提起商人，大家可能會聯想到一個成語：“無商不奸”，這個成語在潮汕方言中相對應的是一句俗語：“做生理人孬入忠臣廟”。二者所道出的是同一個道理：商人以逐利為目的的職業行為，有時難免與社會倫理道德相抵觸，侵害了國家、社會及他人的利益。另一方面，在傳統社會中，“義以為上”（《論語》）的道德倫理是每個人修身處世的行為基礎。商人們既不想讓人看成是唯利是圖的社會另類，出于自身內在心理平衡的需要也不愿承認自己單純地為了追逐利潤而從事商賈行為。因而，商人道德同樣以道義標準為支柱，對我國古以有之的“義利之辨”特別關注。對于什么是“義”，如何處置義利之間矛盾的問題，儒家典籍中多有論述。孟夫子說：“義，人路也。” 自稱承繼孟子衣缽的韓文公則說：“行而宜之之謂‘義’”。就是說，“義”是人生于世所必須遵循的合乎道理的行為規范。至于義利沖突的解決，儒家先賢的共同意見是：“義然后取”、“見利思義”（《論語》）。換言之，取利必須以合乎義為前提，否則就是不義之財。儒家的義利觀得到不同地域商人的認同。晉商說：“君子愛財，生財有道”，徽商也宣稱：“財自道生，利緣義取”。受到儒家理念陶冶的潮州商人，在貨殖生涯中同樣講求信守道義的商業道德。民國年間揭陽炮臺抽紗行“民豐號”的發家史就是一個明證。民豐號是二十世紀四十年代末炮臺最大的一家抽紗行，1947—1948年這家抽紗行每年生產手巾約有70至80萬打，工值約為國幣350至400萬元。與之形成鮮明對比的是，在同時代炮臺抽紗行業中，“民豐號”的業務水平并無高人之處，經理林天成沒多少文化，交際手腕更不如他人。那么，該行鋪的成功緣由何在呢？說起來，其中有一段“好心有好報，老實總久在”的佳話。原來，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汕頭美商柯寶洋行老板急返美國，對于投放炮臺“民豐號”上尚未回收的手巾9000多打，來不及收回。1946年大戰結束，柯寶洋行老板回到汕頭，重營舊業。由于認定其在原淪陷區的貨物定然在劫難逃，因而不再探問。萬萬沒想到林天成卻專程趕到汕頭，找柯寶洋行老板，將洋行原存于“民豐行”并幾經周折而保存完整的抽紗手巾9000多打（約值港幣20萬元）完整無缺地送還。喜出望外的洋行老板深感林天成為人忠誠老實，除了獎給獎金外，還指定重義守信的“民豐號”為其加工全部抽紗貨件，決定不再將洋行貨件投放其他抽紗行號。由于柯寶洋行實力強大，貨件源源不斷，價格也較為公道，林天成先生因此很快就發財致富，民豐號業務更是從此蒸蒸日上。潮州商人的重利而不輕義的倫理道德，還時常以熱心社會公益事業作為實踐方式。清代前期澄海縣城人陳增華的家庭，是一個商人之家。父親陳天眷以貢生身份棄儒業商，兄長陳穎發畢生業賈，侄子陳時謙因捐納授官江西廣信府同知，增華本人相信也是商界中人。父親好施與，從商之前曾以微薄的教書薪金救濟貧困的族人。兄長有乃父之風，“凡事有利于眾者輒爭先為之”（嘉慶版《澄海縣志》），還曾經捐地修筑渡亭以利行人。侄子陳時謙在京城時捐銀千兩建造了延壽寺街潮州會館，在鄉時除了建祖祠外，修圣廟、筑堤岸更是率先倡舉，不讓祖、父專美于前。陳增華比起父兄、子侄來，有過之而無不及，縣志上說“性慷慨，好施與”的他“尤稱于時”，“凡邑里有善舉，每身先之”，特別是在父兄艱難創業階段，在“計贏縮甚悉”的情況下，他“獨好行其德”――經商時 “打分打厘” ，行善時卻一擲千金，這就是潮商中翹楚者的處事方式。

??? 潮商與晉商、徽商不同之處

　　盡管與晉商、徽商的發跡相似，潮商也是靠長途販運起家，但其海販的特征也使其在商業人格上與前兩者截然不同。與陸上販運所需的騾馬錙重相比，從事遠洋運輸的海船投資巨大，多則上萬兩白銀，可容百人甚至上千人，而且船上貨物價值均在萬兩以上，商船不具備任何保護手段(清政府禁止商船配備任何武器)，卻不得不在海盜與波濤中穿行，其風險足以讓人扼腕，但對于潮商而言，卻只是“ 冒險射利，視海如陸 ”。但正是由于這種海上商業活動所具的高利潤、高風險特性，促使潮商較早地形成了風險共擔、利益均沾的商業伙伴關系。大商人擁有巨資，他們往往與中小商人合作，由他們出船或出資供中小商人出海經營，賺取巨額利潤，而中小商人也得以借船出海，去賺屬于自己的那份“經營之息”。在一條商船中，船主、販商、與水手形成了嚴格的商業伙伴關系。船主從中小販商的商業利潤中抽取商銀，抽取程度按盈利大小計算，多賺多抽，不賺不抽。水手收入則根據船東抽銀多少而按比分成。一位為自己船上斗毆不斷、船員視船上活如地獄而苦惱的荷蘭船長，羨慕地評價到：“ 中國潮州人的船上，一切完全欣然、快捷、安靜、和諧。” 這種商業伙伴關系，便是潮商群體生長出商業信用及團體協作的最初萌芽。 與中國傳統商人囤積居奇的經營方式不同，潮商隨“ 紅頭船 ”轉貿各地，必須根據風信定期啟航航行，其商業行為必須在短期內完成，這種方式打造了潮商視時間如金錢、注意效率、喜掙快錢的商業品性。對于帆船時代，一切航行均由信風做主。5月～9月吹西北風，11月～3月吹東南風，潮商每到一地必須在季風轉換之前做完生意，以便季風轉換時乘船返回。因此，如果不能在三個月內完成商業行為，就得等來年才能啟程返回，于是他們往往采取低價拋售等手法快速出貨，這也使得潮商在東南亞市場更具競爭力。被潮商打壓得抬不起頭的外國商人甚至建議中國政府“ 應阻止潮州人到暹羅和其它地方貿易”。潮商與晉商、徽商最大的區別還在于各自與官府的親疏不同。晉商的黃金時代始于明王朝的“開中法”，主要將內地糧食運往邊陲做官軍的生意，從而換取官府的鹽引，壟斷鹽利。徽商更是長袖善舞，通過與官府勾結，壟斷淮鹽銷售，成為明清最富有的商幫。紅頂商人層出不窮。但這種靠依附王權而成功的商人，其越富有，對官府越依賴，而其商人的獨立人格也越加缺損。　　或許基于此原因，徽商對自己的商人地位并不十分自信，“ 左儒右賈 ”是其與官紳交融的最好寫照，大量徽商在商向儒官，大力培植弟子讀書取仕，以至于清時，在山東臨清因“十九皆徽商占籍”，使得當地的仕人，對在當地經營的徽商子弟占了錄取名額而十分不滿，要求官府出面干涉。商對紳的傾慕，其背后反映了商人獨立人格的缺乏，及對官府權力的過分依賴。而潮商的產生與發展基本是處于官府的壓制之下，其從未得到過官府的支持與庇護。1740年，出于對華人、華商的妒恨，荷蘭殖民者在雅加達對華人進行了八天八夜的屠殺，其中多為潮州移民或在當地經營的潮商。為了怕因此得罪清政府，當時的荷蘭政府還向清廷通報情況，誰知清政府根本不聞不問，視海外潮商如天朝棄兒。

　　基于此原因，潮商群體極少發生由商向官流動的現象，商人培養子弟，只求精通文字，專心商業貿易。而無論海內外潮商均有意無意地與政府保持距離，堅持其在商言商的純粹商業人格。這種習慣保持至今。

??? 潮人經商術的承先啟后

　　民國初出版的《清稗類鈔》有一則《潮人善經商》的記述 ： “ 潮人善經商，窶空之子，只身出洋，皮枕氈衾以外無長物。受雇數年，稍稍謀獨立之業，再越數年，幾無不作海外巨商矣。尤不可及者，為商業之冒險進行之精神。其贏而入，一遇眼光所達之點，輒悉投其資于其中，萬一失敗，尤足自立；一旦勝利，倍蓰其贏，而商業之揮斥乃益。” 這則簡單記載，至少反映下列諸種潮人經商的精神 ： 一 是艱苦奮斗精神 ； 二 是向外開拓進取精神 ； 三是抓住時機，果斷決策的勇敢精神。從上述三點，可窺見其穩妥扎實而又機靈的精神。僅此數點，不難從此后成功潮商身上獲見這些精神的影響與傳承。商業之成功因素并非僅此，還有很重要的誠信等因素；雖然商場如戰場，“你虞我詐”處處皆有，但如當代流行的“顧客是上帝”一樣，商場與顧客、批發商與零售商，是相互支持，合作伙伴的關系，這就得誠信。一些商店門前貼著“忠厚能招天下客，公平可取世間財”的聯語，并非都是虛言，保質保量，“童叟無欺”才能取得信譽，才有回頭客。在比較正常的市情上，這是成功的最重要因素。以購銷方式為例，從前潮汕有“賒購賒銷”方式，在幣值較為穩定時期，賒購幾乎成俗。 1949年《潮州志?實業?商業》載 ：“ 不特批發可賒，即零售也可賒，甚而汕頭至香港上海購辦，以及海外各港之托辦托兌，也得以賒賬行之。故潮諺有 ：“‘無賒不成商’之語”。潮州志所記是30年代前后幣值較為穩定情況下商場上一種相互信任的風俗。抗日戰爭至勝利之后，幣值一貶再貶，誠信的賒購之風才告消失，然而短期賒購，風俗仍有所存在。當前潮州廠商、批發商，仍部分有這一風習的遺存，這是經商術的一種遺傳，并非都是“錢出去，貨進來”、“貨出去，錢進來”、“百賒不如五十現”。時代不同，經商方式也在發展，但誠信是潮人經商成功之道，是永恒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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