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爬塔吊到“活埋”自己，從拜河神到裸體游街，不少農民工討薪極具自虐與自辱色彩，這種充滿噱頭的討薪方式，與其說凸顯了底層民眾的生存智慧，不如說折射出他們的悲情與無奈。因為不劍走偏鋒，采取夸張而另類的“行為藝術”，就無法吸引人們注意，也無法向職能部門施加壓力，從而快速督促無良老板發放薪酬。

　　不同于以往那些是非分明的討薪事件，這次老板與農民工沒有具體的簽訂勞動合同，且雙方此前確定勞務費時，只是“口頭約定，沒有文字憑據”，因此在關鍵環節，雙方各執一詞，讓人莫衷一是。如果說無良老板赤裸裸地拖欠農民工血汗錢，職能部門可以快速介入，依法辦事，準確、有力地為農民工討回公道，而這種概念不清、細節不詳的“扯皮”事件，則讓職能部門無從下手。這些農民工遇到的糾紛，在講究證據的法律面前，必定處于不利地位，

　　農民工裸體討薪，“討”出了農民工維權的新難題，值得關注。

　　如何正視這些新難題？首先，農民工應提高法律意識，健全法律知識。多一些法律知識，在與老板打交道時就會少一些被欺騙；掌握基本的法律知識，也才能在發生勞資糾紛時，有意識地拿起法律武器。當然，由于文化程度不高，農民工單靠自己無法有效掌握法律知識，這就需要職能部門積極提供服務，比如對農民工進行法律法規方面的培訓，如果有必要的話，在農民工簽約時不妨予以陪同。此外，當農民工遭遇欺騙或欠薪時，職能部門應主動提供法律援助，農民工求助決不能無動于衷，能推就推。

　　當然，除了需要農民工拿起法律武器，現行的法律也應該更加完善。以這起討薪事件為例，《勞動合同法》規定企業不跟工人簽勞動合同要處罰，極大地促進了勞動權益保護。但是否讓他們跟像這起裸體討薪事件中這樣的“農民施工隊”簽訂勞務合同，目前，無論是法律還是實際監管，都處于真空狀態。法律不夠健全，無良企業就會鉆空子，堂而皇之地侵吞農民工利益。

　　年關將近，又到農民工“討薪季節”，光靠劍走偏鋒的討薪方式，自然行之不遠。這種非制度化的生存狀態，實際上揭示了農民工脆弱的權利生態。只有健全法律法規，職能部門主動關懷，農民工才能感受到制度溫暖，也才能逐漸提升與資方的博弈能力，維護自己的權益。（王石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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