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擊謠言背景下的網絡輿論新格局

　　輿論生態：互聯網“植被”

　　觀察評估近一個月來集中打擊網絡謠言的進展和效果，可以得出這樣幾個結論：

　　一是時政類大V將集體退場，專業背景的中V崛起。

　　除文藝體育類明星，微博客時政類大V中，雜家居多，越界發言的居多。像薛蠻子，風險投資專家，帖文內容廣泛，甚少原創，以轉發為主。這類大V可能不失人文關懷，比如薛蠻子參與發起了對白血病女孩魯若晴的救助，但對公共事務的看法更多是直抒胸臆，或信口開河。而社會轉型期很多復雜問題和矛盾糾結，需要專業判斷，理性考量，利益均衡。不能像“方韓大戰”中的“方黑”“韓黑”那樣好勇斗狠。

　　時政類大V作為一個群體退場，從一個角度看，未嘗不是強行擠掉“輿論泡沫”，雖然手法有些粗糙。少數沉湎于浪漫情懷、躁動而偏激的知識分子網友，也需要思考如何能夠推動社會實現平滑轉型，否則，裹挾網絡民意和政府決策，是很危險的。日前，知名網友、中國社會科學院學者于建嶸主動奔赴貴州擔任鄉長助理，體驗基層治理的苦衷。這類行動有助于知識分子更為準確地把脈國情，到時再上微博議政，會帶來泥土的樸實和堅韌。

　　今后，有專業背景的中V將崛起。像新聞傳播學領域里的@展江、@杜駿飛、@張志安、@武大沈陽；經濟學領域的@易鵬；政法類賬戶的@廣東政法、@云南省人民檢察院、@恩施州中級人民法院；青少年研究專家類的@孫云曉；人文地理和民族學領域的@單之薔、@蔣兆勇，等等，將以扎實的專業背景和學理分析，贏得網民的理性認同，而不是像先前的大V一樣單單“吸引眼球”。建議公權力對于“專家論政”給予更多包容。守住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路線所奠定的知識分子政策底線。“文革”后，鄧小平提出“尊重知識，尊重人才”；胡耀邦倡導“充分信任，放手使用”。要搞現代化，必須尊重知識分子，愛護知識分子，而不是站在其對立面。這也是我們的一項基本國策啊。

　　二是亟須包容和保護草根網友的意見表達。

　　記得上世紀80年代末，美學家李澤厚曾感慨：如果抹掉我們這一代學者，不出10年，新一代學者將起來，中國唯獨不缺乏的就是人才。在這次互聯網整治中首當其沖的大V，即使完全消失，對網絡輿論生態的影響也是極為有限的。但草根網友對于輿論生態和整個社會生態來說，更有價值。

　　社會轉型期，法制不夠健全，傳統媒體更重視輿論導向，而輿論監督功能弱化，一些基層民眾在缺乏其他權利救濟通道的情況下，借助互聯網呼救和吶喊。像2009年河南農民工張海超的塵肺病到了晚期，但因原勞動單位拒絕出具證明，始終無法拿到法定機構的診斷結果，被迫活體“開胸驗肺”。此事經媒體報道后，掀起網絡輿論狂潮。最后，張海超獲賠償，解決了低保。全國人大常委會修改了《職業病防治法》。這個極端案例提示，互聯網是草根老百姓“吁天權”的實現通道，不僅需要高度重視，而且應存一分敬畏之心。

　　在2009年河南靈寶“跨省抓捕”網友王帥案中，人民網輿情監測室和“強國論壇”一起組織過4次訪談，促成王帥獲釋。一位網友在跟帖中寫道：“個別地方官吏自以為天高皇帝遠，老子天下第一，隨心所欲，為所欲為，欺壓草民，特別要提醒這些地方官吏牢牢記住：中國老百姓只要鼠標輕點，就跟總書記在一起了。”那種豪邁的感覺溢于言表，至今難忘。

　　經過多年的經濟持續高速增長，中國政治大局穩定，在此前提下也要看到，各種社會矛盾在累積和疊加，漸漸逼近引爆點。互聯網是中國社會的出氣孔和安全閥。草根網民的呼聲，哪怕是偏激的訴求，釋放出來，也有利于上級政府和全社會發現基層的問題，及時解決，避免小事拖大，大事拖炸。

　　此三人的暴力犯罪行為必須嚴正譴責，活著的冀中星將受到法律的懲處，但全社會也需要嚴肅反思他們為什么走上玉石俱焚的暴力犯罪之路。在錢明奇爆炸案后，鳳凰衛視主持人閭丘露薇點開自己的微博，赫然發現就在幾天前他曾轉過自己的帖子，“感覺后脊發涼，在那幾千條評論中，我們不會知道有一個聲音是來自如此決絕、預備死亡的他，他一輩子不被聽見”，直到那三聲巨響。

　　比關切大V浮沉更重要的，是保護草根老百姓的網絡表達權，釋放社會壓力。社會轉型期的輿情環境錯綜復雜，民眾對教育、就業、醫療、住房、生態環境、食品安全等問題十分敏感，容易由現實利益問題引發不滿，因社會急劇變革而產生非理性心態。對于社會不良情緒，需要積極進行疏導，釋疑解惑，化解矛盾，理順情緒，平衡心理。政府對民意多一分誠懇和謙卑，我們的體制就多一點彈性和張力。

　　三是鼓勵和保護“微公益”網友。

　　記者鄧飛從“揭黑”的調查報道，轉型做“微公益”，微博打拐，免費午餐、大病醫保。鄧飛的轉型對年輕網民有重要啟迪。就是從批判社會、批評政府，網絡“憤青”般的憤世嫉俗，轉而以建設性的心態改良社會，與政府合作解決各種基本的民生問題。這對新生代國民性格的塑造，社會心理的優化，有重要意義。

　　四是理解和扶持社會化媒體營銷產業。

　　這次被查處的網絡推手“立二拆四”（楊秀宇），從事的是社會化媒體營銷。他捧紅過阿壩州羌寨的網絡紅人“天仙妹妹”，屬于無害網絡操作；汶川地震后“封殺王老吉”的策劃，還屬于營銷經典。后來迎合網絡“重口味”，包裝“干露露”，捏造虛假新聞，走上邪路。但我們不能因此把借助網絡社區的互動營銷，包括人物營銷、故事營銷、話題營銷，一棍子打死。

　　營銷公司注冊大量馬甲，聯絡大V轉發帖文，與名人廣告一樣，能快速提升產品的知名度，促進產品的銷售，只要不涉及虛假廣告，即使不招人待見，也并不違法。

　　互聯網平臺上的社會化媒體營銷，屬于創意營銷產業、第四產業，不宜用鄉土社會的眼光污名化。如果只是以有組織和以營利為目的界定“兩高”司法解釋中的“非法經營罪”，而忽略其“擾亂市場秩序”的性質，就容易誤傷新興的社會化媒體營銷業。

　　網友“蔥頭不是干部”感慨：“還在上訪的人是相信政府的，還在上網的人是相信法律的。”公權力要善管互聯網，也要善待互聯網。雖然活躍網民并不能代表全體國民的意志，但因為擅長表達，而成為社情民意的某種風向標。

　　善待互聯網，就是愛護社會的“植被”。沒有植被的荒原，人心容易沙化，空氣中能聞到火藥味。在互聯網上包容不同社會群體的不同利益訴求，在多元雜音中凝聚共識，就是為中國社會活血化瘀，為民族肌體固本培元。學者笑蜀分析：微博時代，每一個普通人，都能對公共事務進行力所能及的最大關注和最大參與，通過自治與合作，倡導有品質的公民生活，有助于增進整個社會的公共理性，形成社會共識，形成堅實的社會底盤。

　　網上流傳的一幅鄉村土墻上的標語，道出了部分官員內心的隱秘：“不信謠，不傳謠，政府的解釋是惟一依據。”這種惟我獨尊的心態，與中共十八大報告提倡的“社會主義協商民主”是背道而馳的：“社會主義協商民主是我國人民民主的重要形式。實現政府管理和基層民主有機結合。在城鄉社區治理、基層公共事務和公益事業中實行群眾自我管理、自我服務、自我教育、自我監督。以擴大有序參與、推進信息公開、加強議事協商、強化權力監督為重點。”互聯網就是有序參與、協商民主的平臺。

• 上一頁
• 1
• 2
• 3
• 4
• 下一頁
• 全文閱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