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8年，廖承志在香港建立了八路軍辦事處，經(jīng)常約友人到鄧文釗家聚會，醞釀組建一個機構，向抗日根據(jù)地延安提供源源不斷的物資和醫(yī)療援助。此時的鄧文釗已從劍橋大學畢業(yè)，擔任華比銀行經(jīng)理。他以一腔愛國熱情，積極幫助廖承志在香港開展工作。廖承志就將鄧文釗作為可靠的同志推薦給宋慶齡，并在宋慶齡領導下一起創(chuàng)辦保衛(wèi)中國同盟(即今天的中國福利會)。宋慶齡任中央委員會主席，鄧文釗任中央委員兼司庫，從此成為宋慶齡至親的朋友。為了支持宋慶齡的事業(yè)，他傾其所有，還提供自家客廳與游泳棚作為宋慶齡接待重要賓客的場所。為保盟解決車輛和交通運輸?shù)葐栴}，還騰出自家2個大倉庫給保盟使用，專門堆放準備向抗日根據(jù)地轉(zhuǎn)運的救援物資。海外大宗捐款和救援物資全部由他親自接收并轉(zhuǎn)往抗日后方和延安。他利用富商的身份，出面為中國共產(chǎn)黨主辦了《華商報》。新中國成立后，鄧文釗擔任了廣東省財政廳副廳長、副省長，全國人大第一、二屆代表。“文革”中遭受迫害，于1971年1月去世。
鄧家與宋慶齡的友誼還表現(xiàn)在生活方面。新中國建立后直至改革開放前的很長時間里，物資供應始終匱乏，特別是生活用品和藥品。鄧家父子通過香港渠道，源源不斷地向宋慶齡提供她所需要的物品。宋慶齡曾多次表示無法報答感激之情，稱鄧家父子依然擔當著“司庫”的職責。
宋慶齡生前將鄧廣殷視為干兒子，從1971年起給鄧廣殷寫信，自1971年至1980年的十年時間，共給鄧廣殷寫了189封信，在信中親切地稱他為“BB”。
鄧廣殷將宋慶齡遺囑密存瑞士銀行
1975年2月，鄧廣殷收到宋慶齡于1975年2月18日從北京寄來的一封短信。全信的內(nèi)容是這樣的：
親愛的廣殷：
我匆匆寫這幾行字是要告訴你，我們接到通知，現(xiàn)在到這個月底有一次6級左右的地震，中心在北京。你可以想像(象)的(得)出，每個人都很緊張。一些上海的朋友催我回上海的家，但是那樣會給這里的人民中間引起更大的恐慌，所以我還是留在這里，不管會發(fā)生什么。
我已經(jīng)寫好了遺囑，但是我想單獨寫一張由你保管。
我從勤勤(鄧廣殷的女兒鄧勤——作者按)那里聽說她已經(jīng)通過了考試，現(xiàn)在很開心，打算期中考試期間去游覽蘇黎世。
祝你和家人身體健康，希望你的哮喘已經(jīng)治愈。
問候你及你的家人。
誠摯的伯婆
從信中可知，宋慶齡面臨地震來襲，為了不引起人民的更大恐慌，決定留在北京，并做了最壞的打算，妥善安排后事。宋慶齡說已經(jīng)寫好了遺囑，但是想單獨寫一張由鄧廣殷保管。信中附了一份專門為鄧廣殷而寫的遺囑，用的是英文。但其中兩處特別使用了括弧，里面注上中文。這兩處是：(遺囑)和(鄧廣殷同志)。遺囑內(nèi)容如下：
“我的遺囑 1975－2－18。萬一我遭遇不測，我決定將我北京和上海淮海路1843號家中的所有藏書移交給恩斯特·鄧作紀念，以回報他對我的所有善意。宋慶齡北京。”
鄧廣殷收到宋慶齡寄給他的遺囑后，認為事關重大，決定秘不示人，妥善保管。那時，他的女兒鄧勤在瑞士洛桑旅游管理學院學習，他正準備前往探望。于是他立即攜帶遺囑來到瑞士，將其存入銀行的保險箱中。
鄧廣殷把宋慶齡全部藏書捐贈國家
據(jù)當年中共中央在宋慶齡逝世后批準成立的“執(zhí)行宋慶齡同志遺囑的”八人臨時小組唯一健在的成員李家熾先生回憶，1981年6月由鄧穎超起草的《執(zhí)行宋慶齡同志遺囑的辦法(草案)》第五條寫明：鄧廣殷已有聲明，所贈書籍不接收，交公處理。
（編輯：王藝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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