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老胡開文“彌勒佛”墨

　乾隆御銘詩歙硯

　清代黃山集錦墨（一套10件）

宋代長方形抄手端硯　

　　海南省博物館從5月中旬至7月6日展出的“安徽文房四寶”展，再次為我們打開一扇文化窗口，走進傳統的書房，感悟中華文化的博大精深。此次展覽由海南省政協與安徽省政協聯手主辦，海南省政協書畫藝術研究院協辦，展品主要來自安徽博物院。安徽是宣紙、徽墨、宣筆、歙硯的故鄉，“四寶”俱全。千百年來，伴隨著文化的發展和無數能工巧匠的創造智慧，“安徽文房四寶”逐漸演變為集實用與觀賞于一體的藝術品，其豐富的文化內涵和鮮明的時代特征成為中國傳統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

　　筆、墨、紙、硯———中華民族獨特的傳統書寫工具，在今天這個電腦和打印技術普及的時代，恐怕已經遠離了大多數人的書房，但在我們的文化記憶中，它們始終是無可替代的“文房四寶”。

　　說到底，“文房四寶”是中國傳統文化最重要的載體。此次“安徽文房四寶”展展出的歷代“文房四寶”和文房清供珍貴實物，著實讓人領略到它們的創造者———古代徽派工匠的匠心獨運和它們的使用者———古代徽州文人的情思雅趣；同時，也充分展現了傳統文化的發展脈絡。其中一些展品，與省博“海南歷史”基本陳列中的部分展品相互印證，更讓我們從新的角度，發現瓊州文化發展的一些印跡。

　　徽州文墨屬極品

　　今天說起徽州，總予人文化源遠流長的印象。單從筆墨紙硯上就可見一斑：宣紙、徽墨、宣筆、歙硯中，毛筆屬于實用消耗物，且筆毫易蛀，難以保存，傳世古筆罕見；除此外，宣紙、徽墨、歙硯，均屬古代文房四寶中的極品，代表了古代文房用品工藝的最高峰。

　　就紙來說，宣紙“紙中之王”的地位，自唐代誕生以來至今無可替代。此次展出的一卷“乾隆秘閣監制玉版宣”，是清代乾隆皇帝親自監制的御用宣紙，歷經300多年仍然潔白如玉、平整如板，質地瑩潤細密，無怪乎有“玉版”之名。

　　“紙張本不易保存，但精工細作的古代宣紙，似乎擁有了抵御時間的魔力。”省博物館陳列部主任章佩嵐帶著記者來到另一張歷史更加久遠的“玉版宣”面前———南宋張即之《楷書華嚴經》冊。

　　章佩嵐介紹說，這是真正的南宋貢宣玉版古紙標本。仔細觀察被精心裱襯起來的書冊，紙質白潔勻整，墨色清晰，在800年后的今天看來仍然精良如玉，似春云凝脂，雖經歲月，仍猶新制。

　　明代是宋以后又一個文人之風鼎盛的朝代。章佩嵐告訴記者，明代的加工紙名目繁多，異彩紛呈。其中制作最為精良的還當首推宣紙中的“宣德貢箋”。

　　展品中，明成化七年的《觀世音菩薩普門品經》冊就采用了宣德貢箋之一的磁青紙，其選上等椿皮或檀皮紙，用純植物性染料靛藍洗染而成，因色澤與“宣德瓷”上的青花瓷色相似而得名。這件長達50多頁的國家一級文物，在深青色的紙面上，經文及插畫均用足赤金粉寫繪而成，打開經折，猶如美錦橫陳，流光溢彩，歷時五百余年，依然簇亮如新，毫無敗色。“其精良的程度代表了古代紙品工藝的最高成就。”章佩嵐說。

　　匠心獨運顯文思

　　在布展、了解這批文物的過程中，章佩嵐不斷地被古代工匠的巧奪天工所震撼。在完全依靠手工的古代，工匠們為了讓這些“文房四寶”所書寫的文化內容歷久彌新、延綿后世，無不窮極人工，幾乎不計成本，創造出最優良同時符合文人旨趣的文化生產用品。

　　單說一套10件清代“黃山集錦墨”，十錠墨塊兩面都淺雕黃山10座山峰勝景，線條極為纖細，既是文房用具，更是藝術品。

　　在每塊墨的頂部還有款書“頂煙”，其它一些展出的墨上也有類似標識。章佩嵐說，制墨的第一步是收集煙，越靠近煙囪頂部的煙越細，做出的墨質地越好。此外，還有“萬搗”等標識的，表明經過了成千上萬次的杵搗。這樣做出來的“徽墨”，號稱“百年如石，一點如漆”，具有色澤黝潤、馨香防蛀、千載存真的特點。

　　為什么聞名于世的“文房四寶”精品如此集中于徽州？章佩嵐認為，文房四寶是中國傳統文化的載體，所有的文化內容都要用它們來體現。因而，文房四寶的發展與傳統文化的發展是一脈相承的。在歷代文化興盛的徽州，“文房四寶”的發展達到登峰造極也就不稀奇了。

　　首先，是歷代工匠的窮極匠心。今天，傳統徽墨工藝已經被列入國家非物質文化遺產。其中，工藝之復雜精細，每道工藝之精益求精，都讓親自參觀的章佩嵐嘆為觀止：“歷代匠人這種不計成本的付出，才換來了傳統文化的持續傳承。”

　　其次，離不開古代文人的推動。徽州“文房四寶”發展的高峰時期，如南唐、宋、明等朝，都是文風鼎盛之時，文化的發展推動文人參與到“文房四寶”的發展中，“文房四寶”的發展又反過來推動文化的繁榮。

　　就拿硯來說，作為研墨工具，本身比較簡單。展品中一件漢代圓形石硯，造型簡潔，只是留出兩孔作為注水之用。但隨著文人欣賞需求的注入，硯逐漸成為古代書桌上一件重要的藝術品，歙硯、端硯這樣的名硯風靡一時。

　　管窺文脈看瓊州

　　從徽州“文房四寶”發展之中，也可以管窺到海南古代文化的發展。章佩嵐發現，本次展出的展品雖然來自安徽，卻和省博部分館藏有值得探究的聯系。

　　比如，省博館藏張岳崧《南安書院碑記》冊頁，200多年之后看來仍然紙本潔白規整、墨色如新，所用紙張顯然是宣紙無疑。一件張岳崧使用過的清代端硯，造型簡潔流暢，也許與“文房四寶”展中的端硯精品意趣相通。

　　“文房四寶”展還展出了多件專用于書寫對聯的紅色箋紙，在蠟箋上印出團龍、鯉魚、花卉、海螺等吉祥圖案底紋，貴重的如清代鄭孝胥《楷書八言聯》，用在箋上反復細致地布灑真金粉末的魚子金橙紅聯紙，紙面金粉呈現霜粒，若魚籽之狀，燈光一照，金碧輝煌。省博藏館亦有張仲彥等人書寫的數副對聯，也是用這種箋紙，雖無“魚子金”般輝煌，卻也展現了古代文人酬酢交往的文化氛圍。

　　文人雅士與“文房四寶”的關系，往往成為今天探究一段文化脈絡的重要線索。

　　章佩嵐說，徽州“文房四寶”的第一個巔峰，就是在南唐后主李煜時期創造。宣紙、徽墨、歙硯，這位“詩人皇帝”都有參與或指導，“澄心堂”宣紙、“李墨”等至今仍被認為是“文房四寶”發展史上不可逾越的最高峰。在海南，雖然由于自然條件等原因，傳世的“文房四寶”文物不多，但它們與海南大家的直接聯系，讓我們從另一個角度看到瓊州文化發展的歷程。

　　事實上，海南傳統文化發展最興盛的時期，也正是在徽州“文房四寶”十分興旺的宋、明、清等朝。

　　其中是否有某種聯系？章佩嵐也難下斷語。不過，海南傳統文化發展的轉折點，一般認為是蘇東坡入瓊。而這位中國古代文化之集大成者，對宣紙、端硯等文房四寶的喜愛與欣賞則是人所共知的。看完展覽，這成為留給觀者新的命題。

　　（供圖：海南省博物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