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濤收藏的“番元”。

　　文記者?尤夢瑜

　　隨著省博物館二期文物征集工作的展開，不少民間珍寶也因此從私人藏家手中“亮相”臺前。這些歷史文物涵蓋了不同時期海南居民的衣、食、住、行。從清代民居上的精致木雕到民國時期“洋派”十足的小咖啡壺，這些積攢著歷史的物件無不展示著某個特定年代下的海南風土。我們有幸在省博的征集部提前看到了這些文物，讓我們再次“穿越”回某個歷史時刻里，一個喧囂的街角，一戶華僑的居所抑或是一家興隆的商行。

　　走進海南省博物館征集部的工作間里，幾位工作人員正在為一枚枚的錢幣稱重、標記，并將它們逐個分包在透明塑料封里保護起來。這些被放入具有“現代感”保護套中的錢幣雖已有些斑駁，但依舊可以讀出上面的刻字。如今這些被悉心保存的錢幣見證的是一段歷史，而作為曾經很長一段時間內的流通貨幣，它們又在講述著鬧市中的貿易往來與地區的經濟繁榮。

　　錢幣多為華僑帶回

　　已80高齡的張書裔老先生是海南省錢幣學會原秘書長，此次省博物館征集部特意邀請張老為這千余枚錢幣進行鑒定。

　　張老伸出兩只手，說到：“1951年我進入文昌人民銀行工作，主要的工作就是收兌黃金白銀，經我這雙手的銀元有2000萬個了。”

　　據張書裔介紹，此次省博征集到的這千余枚錢幣主要為18世紀到20世紀初，來自英國、法國、荷蘭、奧地利、西班牙、美國、墨西哥、印度支那及英屬殖民地、荷蘭殖民地等地區的銀元貨幣。“為什么主要是這些地方呢？就是因為海南那時候的華僑多是在這些國家的殖民地區生活。”19世紀初，就有不少海南人下南洋做膠工討生活，“這些工人們在東南亞國家賺了錢，逢年過節時就會郵寄回來，或是請人寫信托僑批局的人帶回來。”由于19世紀的海南還尚未開設銀行，所以“轉賬”就得依靠僑批局的人手把手地帶回來。

　　除了華僑們帶回的大量銀元，清乾隆年間，海南島因與大陸隔海相望而成為鴉片的集散地，加之外國人在海南購買茶葉等貨品，貿易往來也使得大量銀元進入海南。“但是與之相比，海南那時的外國銀元主要還是僑批局帶回來的，那個時候僑批局1年約帶回600萬到900萬的銀元。”

　　這些被稱為“番元”或“番幣”的外國銀元進入海南后，極大地影響著本地的貨幣制造與流通。“外國貨幣都是機器制造，造得快，大小個頭也方便攜帶。而在當時，我們中國人還在使用傳統的銀錠，每次使用時又要看純度又要稱重量，所以很快各式銀幣就流行了起來。”當時的外幣流通不像今天使用匯率，所有的銀幣不論出自哪國均是“1個就是1元錢”。

　　在中國也制造銀幣后，海南市面上就長期以“外國銀幣+本地銀幣”為主，這種情況一直持續到海南解放前。然而，雖然都是銀元，但當時外國銀元的含銀量卻低于中國銀元。據省博物館征集部主任王輝山介紹，當時，一枚銀元的重量約為27克，中國銀元的含銀量在91%左右，而外國銀元則僅有83%到85%。如此以來，中外貨幣按照1：1來使用，自然國人就會“吃虧”。

　　在上世紀20年代“袁大頭”面世后，當局則規定，1塊中國銀元當1元，1塊外國貨幣是8毛5。當時，老百姓們稱這些純度不高的銀元為“什光”。

　　潛心收藏展現絲路繁榮

　　談到這批銀元，張書裔豎起了大拇指：“要感謝有心人啊！這批錢幣最難得的地方就是成版、成套。其實1個幣種能收集到1枚就算不錯了，這位藏家不僅將幣種收得這么全，關鍵是每一種類還成套，可見費了一番功夫。”

　　那么，又是哪位有心人收得如此齊全的外幣？又為何要搜集這些錢幣呢？

　　劉濤原為海口旅游文化投資控股集團公司的總工程師，從2009年開始負責海口騎樓老街修繕工作。

　　“當時我需要收集一些老街的相關資料。”在劉濤看來，騎樓老街是海上絲路的產物，搜集相關的物品可以讓現代人更加深入地了解當年海南在海上絲綢之路上的意義。他開始廣泛地收集民國時期的老物件，一發而不可收拾，如今已成為海口民國藏品較全的收藏者。他的收藏包括：建筑木雕構件、海絲錢幣、商號印章、老賬本、洋貨等等。

　　“海上絲路的繁榮其實就是貿易，說到貿易自然就少不了錢幣。”劉濤從本地幾位上了年紀的老收藏家手中收到了不少外國銀元。這其中也有讓他費了不少功夫的。“當時看上了一枚荷蘭大馬劍銀元，因為這種銀元現存稀少，所以藏家一直舍不得給我，我來來回回跑了好幾趟老先生才同意轉給我。”

　　隨著銀元越收越多，愛好收藏的劉濤就越想把每一種類搜集齊全。“當時手上收到的東西多了，就有了做海上絲路博物館的想法。要想做博物館，展示海南在海上絲路中的風采，就得爭取把銀元收齊。但僅僅在海南收是肯定不夠的，去廣東出差時我也會留意，后來，我還去網上一個個的找、配。”從2009年開始，劉濤用了六七年的時間收集了這1000余枚銀元。“還是有遺憾啊，像法屬坐洋，一共出了30幾種，我還差一二種沒收到。”

　　除了銀元，劉濤還曾專門找過歷史上水巷口造幣廠制造銀元的機器。“1949年，國民黨政府潰敗時，把廣東省第一造幣廠遷來海南鑄造仿‘袁大頭’九年等紀念幣銀元，那個機器我一直在努力找，可一直找不到。”

　　在劉濤看來，這些外國銀元還帶著一定的“擴張性質”。流通初期，外國人以“什光”購買本地產品，而國人卻以銀錠購買洋貨，這就造成了當時國內白銀的大量外流。

　　“外國銀元在日軍占領海南以及民國政府時‘損失’最為嚴重。由于當局不允許銀元流通，日軍就用其發行的軍用手票強制兌換銀元，1張手票換1塊銀元；日軍投降后，民國政府又開始用金圓券強制兌換。但海南人民并沒有完全‘屈服’，而是讓銀元一直流通到了1950年解放前。”

　　他還介紹，“銀元”在海南除了用于經濟活動外，也常被用于百姓生活習俗之中，?例如，建新房時在墻內或房梁上放置銀元；女子出嫁時，裝嫁妝的箱子要放置銀元來“壓箱底”；?“銀元”還被改做成頭飾等用品，有的人還將銀元焊成“八卦”、“七連貫”銀鏈給小孩佩帶，用來驅邪、祈福等等。

　　研究近代海南的重要文物

　　張書裔表示，大量的貨幣為海南的發展作出了很大的貢獻。這些貨幣見證了海南從農業經濟向商業經濟的發展歷程。

　　此外，“番元”對海南的文化教育也有著深遠影響。“當年下南洋的多是文昌人，華僑們受國外先進思潮影響，深知現代教育對社會發展何其重要。有了錢，家鄉人才能辦學。”除了教育，生活方式、文化等等都受到了“錢”的影響。“錢”帶來經濟財富的同時，也為整個地區帶來了一種“開放”。

　　如今，劉濤收集的這1000余枚銀元被他整齊地排列在收藏本中，每一本按地區進行分類。

　　銀元在現代社會兼具歷史文化價值，其自身本來就有經濟價值。如此苦心收來的“財富”沒有留給后人，而是交給博物館，劉濤說：“因為工作變動，我要給這批東西找個‘好歸宿’。省博有專業的保管條件，對這些歷史物件的保存更加有利。而且博物館在展陳時，會將這些銀元與其他文物一同展示，更加完整地向世人展示海南昔日的繁榮。能讓這批銀元發揮出更大的價值。”在他看來，這些錢幣不僅記錄了海南與海外進行人員、貿易往來的歷史，它們對研究近代“海上絲路”文化及海南的經濟、金融、文化、民俗等都有重要的參考價值。“這也從一個側面印證了海南是海上絲綢之路的一個重要交通樞紐和要沖！”

　　（本版圖片由劉濤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