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軍占領海南期間，以海南黎族生活畫印刷的明信片。

日軍占領海南期間，發行并寄出的明信片（背面）。

日軍占領海南期間，以文昌公園照片印刷的明信片。

日軍占領海南期間，以海口風光畫印刷的明信片。　　文記者?傅人意?圖記者?武威

　　編者按

　　明信片本是傳遞問候祝福的載體，但它又無意間扮演了記錄者的角色，風光明信片、紀念明信片、手繪明信片……不同時代的明信片總是在不經意間留下了歷史的印記，或勾勒了那個階段的社會風貌，或展示了地方自然風光和人文情感。本期《海南周刊》為您展示不同時期的海南明信片，講述明信片背后的故事。

　　一張泛黃的明信片，裹著心事，伴著暮鼓晨鐘，踏著向晚的青石街道，或跋山涉水，或漂洋過海，風塵仆仆地來到你的面前。一段往事，幾句寄語，數行短詩，誠誠懇懇，讓寫信者與收件人重逢，讓舊事與心事再見。

　　傳情達意、遙寄心情，本是明信片最初的功能。但是，一些印有時代烙印的明信片，卻像一個個老古董，走進歷史這個半開的櫥柜，讓后人銘記，揮之不去。

　　在海口市博物館的櫥柜里，就靜靜地躺著三十余張日軍侵瓊時期、帶著海南印記的舊明信片。日軍隨軍畫家勾勒出的海南風貌或隨軍攝影師鏡頭下的海南一隅，無不見證著那段血雨腥風、不容忘記的歷史。

　　日軍鐵蹄遍布瓊島

　　或許是在一個炎熱的午后，沒有一絲風。椰樹掩映下，不遠處江面上的小船點點，波瀾不驚，海口標志性建筑鐘樓，正在守望著這座城市。然而，令人毛骨悚然的是，一面日本軍旗已赫然插在低矮的樓房上。這是日本隨軍畫家武藤夜舟手繪的彩色明信片《海口所見》。

　　另一張由古城江觀氏畫的《海南島零族一家》，藍天白云下，低矮的茅草屋內，挽著發髻的女主人似乎在準備當天的午飯，屋外，篝火通紅，男主人攬著孩童，狗兒蹲坐著搖著尾巴……而屋后高高矗立的日本國旗，透露出日軍的鐵蹄已踐踏黎峒。

　　在一張名為《文昌公園》的明信片上，身著黃色軍裝的日軍在亭子里休憩。

　　實是一片血雨腥風，畫面上卻是一片風和日麗之景象。

　　椰樹、鐘樓、渡口、集市、黎族茅草屋等具有海南鮮明特色的元素構成的明信片上的風景；軍事便郵、檢閱濟，以及表達思鄉，抑或介紹海南風貌的日文，讓人不難推測明信片為日本軍郵；日軍軍旗插在海口、文昌、三亞等地，也透露出日軍的刺刀已不斷揮向瓊島。

　　時間的指針撥向1939年2月10日凌晨3時，日軍在海口市秀英天尾港開始登陸。半天之內，海口市區、府城相繼淪陷。

　　隨后，日軍以海口、三亞、崖城為據點，分別向南、向東、向北，向東南沿海及內陸地區進攻，形成南北夾擊包抄之勢，在短時間內鯨吞整個瓊島，開始對海南島長達6年多的法西斯殖民統治。

　　據海口市博物館館長陳鴻飛介紹，類似這樣的明信片，館藏共有36張，多為不同的民間收藏愛好者捐贈。從畫面及信件內容不難推測，這些明信片均出自1939-1945年日本侵瓊時期，是日軍侵瓊的鐵證。

　　海南收藏愛好者王彥程曾為部分館藏明信片的主人。王彥程說，這些明信片收藏的時間跨度長達十幾年，有的是從日本回流的，有的是他閑逛海口收藏市場或省外古玩城時收回來的，有的為朋友贈送。部分日軍軍郵明信片還曾在2012年海口市博物館舉辦的日軍侵瓊文物史展上展出，反響熱烈。

　　用風光粉飾戰爭

　　紅色的“檢閱濟”、密密麻麻的日文，這些館藏的明信片，不少已有郵寄過的痕跡。

　　明信片《海口所見》，淡藍色的日文字跡顯示：寄件人是南支派遣八三零部隊一位軍人，收件人為住在日本福岡一位名為吉川敏雄的人。信件大意是：“吉川兄，多保重吧！我現在很好，正在參加某某戰爭，向你致敬！”

　　又如另一張明信片則由寄件者向收件人介紹海南的風土：“華南水稻種植可收兩季，而日本只收一季。”值得注意的是，明信片上均印有“日軍便郵”的字樣。

　　海南大學歷史系教授張興吉接受海南日報記者采訪時表示，二戰期間，各國都有發行類似的軍郵明信片，有的為收費軍郵，有的則由軍方統一支付郵資，在軍中免費發行。明信片上內容主要是當地風景宣傳，由軍人將侵占地的風景寄回去，提高士氣，與家人溝通，為支持戰爭的軍方行為。

　　張興吉留意到，上述《海口所見》明信片中所出現的“某某部隊”是用兩個圓圈來表示，落款處的“南支”事實上是華南派遣軍?，是當時日軍一個大戰役范圍的部隊。之所以模糊部隊名稱，是因為當時日方軍郵有著嚴格的審查制和保密制，因此，寫明信片者主要是向對方報平安，并介紹一下風土人情，但是內容又不能太具體。

　　記者翻看這些明信片發現，其中不乏體現當時海南一片風和日麗之景象：古城江觀氏畫下的《海南島市場》，幾位頭頂草帽的島民圍坐在一起，雞、鴨在籮筐里待賣；同樣，一張名為《海口市場》的黑白攝影作品也有著同樣的集市祥和之景。

　　日軍此舉是出于何種目的？張興吉表示，一方面，日軍侵瓊后，為實現其領土野心，對海南島進行移民是一個重要的舉措，將這些美麗風光展示給收件的日本人，意圖吸引更多的日本移民來瓊。另一方面，選取一些“和平”之景作為明信片內容，不難看出日軍當時有粉飾戰爭之嫌。

　　海南文化事業被控制

　　在這些明信片中，武藤夜舟、勝山佑芳、古城江觀氏等名字作為明信片的作者頻頻出現。記者在網絡上檢索這些名字時發現，全國各地日據時期的明信片、畫報等都有出現。

　　據張興吉介紹，當時日本戰爭總動員的戰略和其他國家戰爭動員不同，日本要求各個階層都為戰爭服務、受軍方雇傭，包括小說家、作家、畫家、攝影家等。因此，此類明信片中攝影者和畫家應為日本名家，日軍希望借名人效應來宣傳戰爭。

　　張興吉介紹，比如，武藤夜舟師從近代日本著名畫家百福百穗，從畫風來看，是由中國畫衍生出來的東洋畫，水墨成了水彩，沿襲了浮世繪中特別講究的線條感，均用毛筆作畫。戰爭中，武藤夜舟還為《滿洲事變繪卷》的畫作記錄“九·一八”事變，也是日本侵華歷史的寶貴史料和實物佐證。

　　而古城江觀筆下的《海南島零族一家》，事實上與《蘇州城外》《揚州五柳橋》等七張明信片為同一時期所做，作為名家專輯明信片發行。

　　如果說借用明信片名家效應來宣傳戰爭透露出日軍的野心，那么這些日本軍郵明信片中所印制的出版方也可一窺當時海南文化事業現狀。

　　在這張名為《新天地海南島》的黑白影相明信片背面，印著昭和十五年六月廿七（即1940年6月27日）發行，發行所為海口市振東街海南印刷公司，代表者池上清德，攝影勝山佑芳。

　　“代表者為日本人，盡管印刷公司仍有‘海南’二字，實則當時的文化印刷事業已被日方控制，開海南圖書輯印之先河的海南書局，在這一時期早已被迫關門停業。”張興吉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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