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大代表秘密奔赴莫斯科

　　1928年4月下旬起，瞿秋白、周恩來等中央領導人和100多位參加六大的代表，冒著生命危險，穿越茫茫的西伯利亞，分批秘密前往莫斯科。代表中，除小部分從上海乘船到海參崴再到莫斯科外，大部分是經(jīng)陸路去莫斯科的。走陸路的代表為了避開特務跟蹤，到哈爾濱后兵分兩路，一路由綏芬河過境，另一路經(jīng)滿洲里出境。黨的領導機關在哈爾濱設立了接待站，接送過往代表。代表們離開哈爾濱時，每人領了一根折斷的火柴棍作為接頭的信物。到滿洲里下車后，由蘇聯(lián)人駕駛標有“67”和“69”號碼的兩輛馬車負責接送。來人只要交上火柴棍，不必說話就可以上車。然后換乘火車，整整坐7天車才到莫斯科，再由馬套車送到開會的地方。

　　一路上，最為驚險的是周恩來夫婦的經(jīng)歷。據(jù)鄧穎超回憶，1928年5月初，周恩來夫婦扮作古董商人夫妻，乘坐一艘日本客輪，由上海前往大連，“當輪船剛停到大連碼頭，我們正準備上岸時，駐大連日本水上警察廳上來幾個人，對我們進行盤問。首先問恩來同志是做什么的？他回答是做古玩生意的。又問你們做生意為什么買那么多報紙？我們說，在船上沒事可以看看。他們又問到哪里去？回答，去吉林。問到東北干什么？答去看舅舅。他們當即讓恩來跟他們到水上警察廳。在那里，他們又詳細詢問恩來同志出生年月日、學歷、職業(yè)等。當問到你舅舅姓什么？叫什么？回答他姓周，叫曼青。問他是干什么的？答：在省政府財政廳任科員。他們問你舅舅姓周，你為什么姓王？恩來同志說：在中國舅舅和叔叔是有區(qū)別的，姓氏是不一致的，不像外國人舅舅、叔叔都叫UNCLE，因此，我舅舅姓周，我姓王。對方又說：我看你不是姓王而是姓周，你不是做古董生意的，你是當兵的。恩來同志伸出手去說：你看我像當兵的嗎？他們仔細端詳不像當兵的手，然后開抽屜看卡片，對恩來講，你就是周恩來。恩來又反問他們，你們有什么根據(jù)說我是周恩來呢？我姓王，叫王某某。他們的一系列盤問，恩來同志泰然沉著地一一做了回答。他們?yōu)槭裁磻岩墒侵芏鱽恚赡芘c在黃埔軍校任職有關，有卡片”。

　　鄧穎超說：“……我與恩來同志分開了。我住進旅館，等候恩來同志回來。大約兩小時后，恩來同志來到我的住處，進來之后，沒有說什么話，安然無事的樣子。然后，他低聲對我說，我們去接頭的證件在哪里？要我立即燒毀。我馬上找出來到衛(wèi)生間撕碎投入馬桶里。”

　　“恩來同志被盤問完了，他讓警察廳為我們代買兩張下午去長春（然后再轉吉林）的車票，車票拿到手后，按時去火車站，但上車后發(fā)現(xiàn)同我們坐對面的乘客是日本人，用中國話同我們攀談，我們也同他聊天。當時，已識破他是跟蹤我們的。我們在長春站下車時他拿出名片給恩來，恩來應立即回片。實際我們沒有名片，恩來裝著找的樣子，終于對付過去了。到長春后，住進旅館，恩來同志立即換上長袍馬褂，把胡子刮掉，又乘火車去吉林，抵達后沒敢直接到伯父家去，先住旅館，然后寫了一封信，請旅館的人送到伯父家，正好三弟一看就認出是恩來的筆跡，不久就來接我們回家了。我們在伯父家停留兩天，我和恩來商定，他先走，到哈爾濱二弟家住，再隔一天，由他三弟陪我趕到哈爾濱會合。”

　　“可是，我們在哈爾濱接頭的證件已毀掉，無法同有關的人取得聯(lián)系。幸運的是六大代表分批出發(fā)，在我們后面還有一批，其中有李立三同志，因此，我每天到火車站等候李立三同志，最后還是等到了，經(jīng)過同他的聯(lián)系，再同哈爾濱外國朋友聯(lián)系上了。這樣，我們才離開哈爾濱去莫斯科參加黨的六次大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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