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8年3月,共產國際充分考慮了中共和中國國內的實際情況,正式回電,同意中共六大移到莫斯科召開,要求當時的中共領導人瞿秋白、周恩來等提前到莫斯科做會議的各項準備工作。瞿秋白代表第五屆中央委員會作題為《中國革命與共產黨》的政治報告,周恩來作了組織報告和軍事報告,李立三作農民問題報告,向忠發作了職工運動報告,共產國際代表布哈林作了《中國革命與中國共產黨的任務》的報告。莫斯科近郊中共六大會議會址唯一一次在國外召開的全國黨代會--中共六大1928.6.18--7.11莫斯科代表人數142人全國黨員沒有準確的統計數字中國共產黨第六次全國代表大會,是中國共產黨歷史上唯一一次在國外召開的全國代表大會。
會議成就與局限
黨的六大是在特定歷史時期和歷史條件下召開的具有重大歷史意義的會議,取得了重大成就。
六大認真總結了大革命失敗和土地革命戰爭初期革命斗爭的經驗與教訓,明確提出要反對“左”、右兩種傾向。大會進一步批評了大革命后期的右傾機會主義錯誤,認為其是導致大革命失敗的主要原因。大會也批評了大革命失敗以來的“左”傾盲動錯誤,認為盲動主義與命令主義是當前使黨脫離群眾的最主要的危險傾向。
六大對有關中國革命的一系列存在嚴重爭論的根本問題,作出了基本正確的回答。它集中解決了當時困擾黨的兩大問題:一是在中國社會性質和革命性質問題上,明確指出現階段的中國仍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引起中國革命的基本矛盾一個也沒有解決,現階段的中國革命依然是資產階級性質的民主主義革命。二是在革命形勢和黨的任務問題上,明確了當時中國的政治形勢是處在兩個革命高潮之間,即低潮時期,革命的發展具有不平衡性。大會根據對形勢和敵我力量對比的較為正確的分析,確定黨的總路線是爭取群眾,準備起義,而不是立即舉行全國性的起義。黨的中心工作不是千方百計地組織暴動,而是做艱苦的群眾工作,積蓄力量。這兩個重要問題的解決,基本上統一了全黨思想,對克服黨內存在的“左”傾情緒,實現工作的轉變,起了積極的作用。
在肯定中共六大的成績和貢獻的同時,也應看到中共六大存在的歷史局限性。黨的六大對中國革命的特點、中國革命的中心問題、中國革命的敵人、黨的工作重心等問題認識不足。在選舉中央主席時,由于過分強調工人成分和對知識分子的偏見,加之共產國際定的基調與蘇聯的干預,最終在周恩來、向忠發兩人中,選擇了工人出身的向忠發。這樣,向忠發被推舉為中央政治局主席和中央政治局常委主席,成了黨的最高領導人。后來的事實證明,向忠發無法駕馭黨的全面工作,不能起到應有的領導作用,在黨內只是一個擺設。這也是六大后李立三能掌握中共中央實際權力,“左”傾冒險錯誤在中共中央占統治地位的一個原因。
這些局限性并不能掩蓋黨的六大本身主要方面和路線的正確性。在六大以后的兩年中,全黨貫徹六大路線取得較大成績,革命力量得到了恢復,中國革命出現了復興的局面。
鏈接:中共六大制定中國革命現階段的十大政綱
六大通過的政治決議案提出了中國革命的十大政綱:一、推翻帝國主義的統治。二、沒收外國資本的企業和銀行。三、統一中國,承認民族自決權。四、推翻軍閥國民黨政府。五、建立工農兵代表會議(蘇維埃)政府。六、實行八小時工作制,增加工資、失業救濟與社會保險等。七、沒收一切地主階級的土地,耕地歸農民。八、改善士兵生活,發給士兵土地和工作。九、取消一切政府軍閥地方的捐稅,實行統一累進稅。十、聯合世界無產階級和蘇聯。六大認為,這十大政綱,就是中國共產黨現在爭取群眾,準備武裝暴動,以推翻豪紳資產階級政權的主要口號。 (《黨史縱覽》劉明光(安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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