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8年3月,共產國際充分考慮了中共和中國國內的實際情況,正式回電,同意中共六大移到莫斯科召開,要求當時的中共領導人瞿秋白、周恩來等提前到莫斯科做會議的各項準備工作。瞿秋白代表第五屆中央委員會作題為《中國革命與共產黨》的政治報告,周恩來作了組織報告和軍事報告,李立三作農民問題報告,向忠發作了職工運動報告,共產國際代表布哈林作了《中國革命與中國共產黨的任務》的報告。莫斯科近郊中共六大會議會址唯一一次在國外召開的全國黨代會--中共六大1928.6.18--7.11莫斯科代表人數142人全國黨員沒有準確的統計數字中國共產黨第六次全國代表大會,是中國共產黨歷史上唯一一次在國外召開的全國代表大會。
形成文件最多的一次代表大會
斯大林在六大召開前幾天,專門抽時間會見瞿秋白、周恩來、李立三、鄧中夏、蘇兆征等中共領導人,對中國革命的性質和形勢作了較為客觀和正確的評價。后來,斯大林又委托布哈林以共產國際負責人的身份召開了一個小范圍的政治談話會。共產國際還專門組織了一個由布哈林主持、有著名的國際共產主義活動家洪貝爾德羅、陶里亞蒂和共產國際駐中共代表米夫等參加的委員會。這些人自始至終參加了中共六大。
1928年6月18日至7月11日,中國共產黨第六次全國代表大會在莫斯科州納羅福明斯克地區五一村的一座舊式貴族莊園召開。參加會議的張國燾后來回憶說:“這所過去屬于貴族地主的莊園,雖已陳舊,但還可以看出一些富麗堂皇的痕跡,附近還有一個國營農場,和一些零零落落的農舍,阡陌蔥綠,呈現著莫斯科郊外的初夏景色。大會場所設備很簡陋,類似兵營。”
出席大會的代表共142人,其中有表決權的正式代表為84人。
6月18日,中國共產黨第六次全國代表大會在雄壯的《國際歌》中開幕,黨的主要負責人瞿秋白致開幕詞,共產國際代表布哈林發表了熱情洋溢的講話。瞿秋白代表第五屆中央委員會作題為《中國革命與共產黨》的政治報告,周恩來作了組織報告和軍事報告,李立三作農民問題報告,向忠發作了職工運動報告,共產國際代表布哈林作了《中國革命與中國共產黨的任務》的報告。
當時在莫斯科中山大學學習、并著有《莫斯科中山大學和中國革命》一書的盛岳,在談到“中山大學和中國共產黨第六次代表大會”時,寫道:大會起初發生的一場爭論,也許最能說明代表們思想混亂的問題。一些代表認為,中國革命高潮仍然正在到來,而另一些人爭辯說,革命正處于低潮,加以反駁。還有些人在兩種相對立的立場中調和折中,宣稱眼下還看不到高潮正在到來,但可以看到“一些泡沫”……因為發生了這樣一場爭論,有個出席大會的人歸結說,大會要不是在莫斯科召開,這個爭論就會帶來大禍,必然會造成黨內無法挽回的分裂。然而事實證明,最后布哈林還是設法把兩者調和起來,使大會多少還能按照議程有秩序地進行下去。
在共產國際的幫助下,會議取得了重大成就。經過24天的緊張工作,大會通過了《政治決議案》、《土地問題決議案》、《農民問題決議案》、《職工運動決議案》、《關于黨綱的決議》、《關于民族問題的決議》、《蘇維埃政權組織問題決議案》、《宣傳工作決議案》、《共產主義青年團工作決議案》、《婦女運動決議案》、《組織問題決議案提綱》、《中國共產黨組織決議案(草案)》、《關于組織問題草案之決議》、《軍事工作決議案(草案)》、《關于大會宣言問題的決議》等16個決議,以及經過修改的《中國共產黨章程》,內容涉及政治、軍事、組織、蘇維埃政權、農民、土地、職工、宣傳、民族、婦女、青年團等問題。這使六大成為歷次代表大會中形成文件最多的一次代表大會。
中共六大就中國革命的性質、動力、前途、形勢和策略進行了廣泛而深入的討論。代表們認識到中國革命現階段的性質仍是資產階級民主革命;革命的中心任務是驅逐帝國主義,實行土地革命,建立蘇維埃政權。大會尖銳地指出,目前最危險的傾向是盲動主義和命令主義。
六大選舉產生了新的中央委員會:中央委員23人,候補中央委員13人。隨后召開的六屆一中全會選舉蘇兆征、項英、周恩來、向忠發、瞿秋白、蔡和森、張國燾為中央政治局委員,關向應、李立三、羅登賢、彭湃、楊殷、盧福坦、徐錫根為政治局候補委員;選舉蘇兆征、向忠發、項英、周恩來、蔡和森為中央政治局常委會委員,李立三、楊殷、徐錫根為常委會候補委員。六屆中央政治局第一次會議選舉向忠發為中央政治局主席兼中央政治局常委會主席,周恩來為中央政治局常委會秘書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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