財政部、國家發展改革委于近日印發通知，決定自2011年2月1日起，在全國統一取消31項涉及企業負擔的行政事業性收費。這是繼2009年1月1日起在全國統一取消和停止征收100項行政事業性收費之后，又一次為企業和社會減負的舉措（2月13日《人民日報》）。

　　取消行政事業收費對促進依法行政，切實減輕企業和社會負擔，保持經濟發展活力，都具有重要意義。近些年來，盡管我國一直致力于推進行政事業性收費改革，也取消了不少收費項目，然而行政事業性收費仍層出不窮。

　　從道理上講，行政事業單位作為服務機構，已經享有納稅人通過納稅提供的活動經費，不應再向社會收費，正因如此，社會和輿論早就呼吁，行政事業性收費應逐步終結。顯而易見，要清理不合理的行政事業亂收費，必須采取“兩頭堵”：一是對已有的進行逐步清理、取消；二是嚴格控制新增收費。

　　現在的問題是，政府在收費方面任意性過大，給人感覺，動不動就收，想收就能收。一項調查顯示，被作為行政收費依據的紅頭文件全國有7000多件，嚴格意義上的法律不過30余件。如發改委價格司司長曹長慶就曾表示，越權立項、無證收費、收費不公示、任意擴大收費范圍、隨意提高收費標準、搭車收費、坐收坐支、只收費不服務等現象普遍存在。一些行政事業收費，征收標準缺乏透明度與嚴格的規范，從而成為部門斂財的工具，也滋生了大量腐敗。

　　當前我國的絕大部分行政收費項目來源于行政機關的自我審批，而非法律的授權——雖然自1999年起，全國人大就在醞釀起草《行政收費法》，然而多年過去了，《行政收費法》仍未出爐。這種不受法律約束的行政權即便侵犯了公民的合法利益，也不受司法的審查。在這種情況下，盡管各級政府三令五申嚴禁亂收費，仍然難治行政亂收費這一頑疾。

　　缺乏法律規范的行政事業收費，很容易變成“亂收費”，從而成為部門斂財的工具。去年媒體曾報道，江西樂平市的交警部門竟然搞起了罰款包季、包年制，車主只要交1900元可保一個季度不罰款，交8000元就能保證一年不罰款。

　　某種意義上講，限制收費權比取消收費更重要。因為，在公權力中，行政權力是最具擴張性的權力，稍有不慎就會演變為一匹桀驁不馴的脫韁烈馬。在法治成熟國家，除法定稅收外，政府不得向公民收取其他任何形式與名目的費用。看來，要真正從源頭上減少行政事業收費，就必須依法對政府的收費權力加以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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