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經濟網:今年還將再取消和下放200項以上行政審批事項,最佳的發力點應該在哪些領域?
薄貴利:給市場和社會多大空間,我認為有三個前提條件,第一是作為經濟主體和社會主體,其行為是否侵犯其他主體的合法權益?如果沒有侵犯其他主體的合法權益,其行為就是合理的、合法的,這是一個底線;第二就是經濟主體和社會主體的行為有沒有損害社會公共利益,這是一個邊界;第三是這些主體的行為有沒有損害國家利益。在這三個前提下給予企業和社會更大的自由空間。職權法定是現代政府依法行政的重要標志。公民、企事業單位和社會組織的權利邊界,同時也是政府權力的邊界。現代政府的職責是依法維護和保障公民、企事業單位和社會組織的合法權益,而不能侵犯更不能隨意剝奪這些主體的權利。
薛瀾:經過前面7批、600多項行政審批下放以后,我覺得簡政放權工作取得了很大的進展。接下來的需要更深入的分析探討,對要取消或者下放的審批進行分析。一個審批一旦取消,需要企業或者社會有相應的規制或約束機制來補充,使得企業自我約束,社會監督及政府規制形成一個互動的過程。換句話說,如果事前審批下放了,事中事后的監管能不能跟上來,也會有很大風險的。簡政放權很重要的一點就是下決心打破“一抓就緊、一放就亂”的死循環。
中國經濟網:簡政放權是否會造成“懶政”?如何理解簡政放權和建設“服務型政府”之間的關系?
燕繼榮:懶政是有可能的,而且實際上也確實會存在這種情況。行政審批管理是政府的重要工作內容,是事項管理的主要手段。取消和下放一部分審批權可能造成政府有關機關的放任不管。但是簡政放權的關鍵在于削減行政審批之后,實現管理方式的轉變,并不等于減輕了政府的負擔,相反對政府的管理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取消和下放行政審批制度表面上看來是一個減法式的行動,但實際上還要做加法,加法的表現形式就是要有建設。服務型政府需要更加細致、更加完善。
薛瀾:簡政放權導致懶政的情況不太可能出現。我認為有兩個原因,第一是原來政府的精力放在審批上,現在放在監管上。以前可能是在微觀層面做了很多工作,現在要加強宏觀政策的研究指導。職能轉變不等于說職能權削減。就中央政府部門來說,其人力資源總體來講還是非常緊張的。第二,政務公開了,采用更加透明的工作方式。讓我們看到政府的預算是怎么花的,工作流程是怎樣的,要想偷懶也不容易。
服務型政府的核心理念是為公眾服務的意識。但到具體履行政府職能時,服務型政府有時也需要采取嚴格的規制手段。比如一些城市采取的禁止醉駕的措施,雖然以很嚴厲的手段來執行,但本質上說也是一種服務,它可以讓大家交通出行更便捷更安全。服務型政府可以運用各種政策工具使得政府公共服務更有效,有時用宣傳教育,有時用市場調節,有時用法治規制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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