橋山遺址挖掘的考古探方。

　　今年3月，陵水橋山遺址的發掘曾引起社會極大關注。一個月過去了，隨著考古研究的深入，考古人員發現，橋山出土陶片的密集程度甚至在中原地區的考古中都極為罕見。中國考古研究所所長王巍認為，史前人類有意識地將這么多的陶器集中放置，這在迄今為止的海南的考古發掘中是未見過的。橋山遺址可能是類似祭祀等活動的場所。希望通過對陵水多個沙丘遺址的發掘研究，有助于豐富學術界備受關注的“南島語族”的內涵，幫助人們了解“南島語族”的起源。

　　童年是人的一生中最無憂無慮的時光。回首童年，留下的總是美好的記憶。人們追憶逝去的童年，不僅是想尋回曾經的純真年代，更是希冀由此尋找人格形成的關鍵密碼。

　　順著這個邏輯，也許就不難理解為何考古界會如此關注人類的童年———史前時期。隨著史前沙丘遺址———橋山遺址的發掘暫告一段落，星羅棋布的陶片和石器仿佛是無形的文字，無聲地訴說著人類童年的生活密碼。

　　走進考古發掘現場

　　位于陵水黎族自治縣新村鎮的橋山遺址(地理坐標：N18°27′02.06″，E110°00′44.17″)，北距三才鎮港演行政村大港自然村約1公里，與“海南國際旅游島陵水先行試驗區”規劃中的水下考古研究基地和南海博物館隔海灣相望。2013年1月，經國家文物局批準，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與海南省博物館(海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聯合對橋山遺址進行了正式發掘。

　　橋山遺址目前已揭露面積達200平方米，6個5×5米的探方中各有特色。為更好地分析文物的分布情況，由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員傅憲國擔任領隊的考古隊決定將連貫的6個探方打通，形成一個大的探方。

　　橋山遺址屬于沙丘遺址，因土質較為松軟，探方易發生坍塌。然而，此次當記者站在大探方的隔梁處看著密密麻麻分布著的陶片，卻再也無需擔心可能的坍塌事故會對文物造成損害。因為，細心的考古隊工作人員不僅在隔梁處放置了木板，而且使用化學試劑對探方的剖面進行了加固保護，已經硬化的土質剖面有效降低了隔梁處坍塌的風險。

　　面對著大小不一的陶片，如何將其較好地復原，以通過其探索史前人類生活生產方式等歷史信息，是考古隊員們最為重要的功課之一。也許，人們會覺得拼接陶片不就是拼圖似的還原。可是，相對于有參照物的拼圖游戲而言，沒有參照物、碎片可能出現殘缺不全等情況，使得文物拼接是個難度極大的工作。但經驗豐富的考古隊員們對此有高招。

　　鋁合金材料制成的1×1米的小方格方塊網就是其中的一件“利器”。“我們會利用方塊網精確地確定每塊陶片的分布位置并將其繪圖留存，隨后將分布在一處的若干陶片集中起取。待陶片送入實驗室復原時，文保專家就能較為便利地依據繪圖將其修復。”考古隊員付永旭說。

　　除了精細的繪圖外，橋山遺址的發掘現場也來了“新家伙”———全站儀。通過該儀器的輔助，考古人員可測繪出橋山遺址地形的三維坐標，以立體的方式呈現出該地形地貌的特征，以便于進一步的考古研究。

　　手鏟、自制木棍、小鎬、刷子……依靠著簡單的輔助器具，考古工作隊員在炙熱的天氣下，耐心細致、一點點地將散落的陶片從泥土中清理出來。大量敞口、直口或者盤口的夾砂紅褐陶器以及有肩石器的發掘，將有助于揭開我省史前文化的神秘面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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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結緣陵水有原因

　　站在橋山遺址的發掘現場，迎風而立的中國社會科學院學部委員(院士)、考古研究所所長、博士生導師王巍環顧四周的生態環境，詳細地向考古工作者詢問著該地址附近的地質變遷情況。結緣橋山、甚至是結緣海南，對于王巍而言，多少有些意外。

　　2011年3月27日，前來為“考古中華———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成立60周年成果薈萃展”揭幕的王巍應邀參觀海南省博物館的展覽。當行至陵水石貢遺址發掘出土的文物展品前時，他駐足觀察了許久。“史前遺址在我國分布的數量很多，但關于海南地區史前文化的考古發掘與研究相對較少，海南獨特的地理位置使其在考古界中有著極為重要的地位。”

　　自此，石貢遺址文物在王巍的心里扎下了根。作為中國考古界的領軍人物，王巍每天的日程都安排得滿滿的。“一年三次來到一個地方，對我來說，還真是不多。”在一年的時間內，王巍不僅自己來到海南了解海南考古發掘的現狀和歷史情況，也曾帶領眾多的考古專家到訪海南。今年3月24日王巍再次到訪海南，走訪了多個陵水史前沙丘遺址。

　　其實早在王巍親自探訪陵水史前遺址之前，2012年初該所已指派史前考古研究室研究員傅憲國帶隊，與海南省博物館(海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組成聯合考古調查隊，對我省古代遺址開展調查工作。聯合考古隊采用實地踏查的方法，先后對陵水、三亞、東方、昌江等市縣的部分遺址進行了復查或調查。為更詳細地獲取資料，聯合考古隊采用螺旋式鉆桿對部分沙丘遺址進行了鉆探，并采用高精度GPS和測距儀記錄了各遺址的地理信息和遺址范圍。

　　陵水石貢、蓮子灣、陸仔灣、六梁嶺下、橋山、白墓坡等10余處遺址都留下了傅憲國及其團隊的足跡。翻看傅憲國的工作情況匯報，不難發現其對于散布在陵水境內史前沙丘遺址的看重。

　　“石貢遺址位于陵水黎族自治縣新村鎮南灣村的猴島，石貢遺址沿海邊沙丘呈狹長形分布，面積近2萬平方米……”

　　“蓮子灣遺址位于陵水縣黎安鎮大墩村，地貌單元上屬南灣島西南角一處三面環山的海岸沙堤，沙堤高約2米，西面向海，東北分布松林，向東延伸500米處為咸淡水相交的小溪流……”

　　“陸仔灣遺址位于陵水縣黎安鎮大墩村附近，也是一處典型的海岸沙堤地貌，沙堤高度近10米，南側面朝大海，東西兩側分別為尖嶺和一未知名山體，在尖嶺下(即遺址西側)和遺址東側都發現數塊陶片……”

　　“六梁嶺下遺址位于陵水縣黎安鎮大墩村，處于六梁嶺山前開闊平地，西南距蓮子灣遺址約1.5公里。該地點背靠六梁嶺，東西兩側亦為六梁嶺山脈，地表可見陶片……”

　　“橋山遺址位于陵水縣新村鎮桐海村橋山附近，北距大港村約1.5公里。通過踏查和觀測，文化層平均厚度約1米。初步觀察，遺址頂面覆蓋厚約0.4～0.5米的細沙，絕大部分區域保存完好，個別地點和臺地斷崖處能夠見到暴露的文化堆積……”

　　看著一段段翔實的描述性話語，在感嘆傅憲國嚴謹認真的工作態度之余，也不免讓人心生疑惑，海南的史前遺址分布在三亞、樂東、昌江、陵水等市縣，為何考古人員對陵水的史前遺址如此上心？

　　對橋山遺址開展包括古地貌、古環境、古動物、古植物以及體質人類學等多學科綜合研究，可以在海南史前人類行為模式、生計模式、海岸線變遷、“南島語族”等熱點學術問題的研究中取得突破性進展。

　　從王巍的專業性解讀中我們也許能尋找到答案。他認為，陵水史前遺址群屬新石器時代，在這一時期，黃河沿岸的史前人類已經開始由采集狩獵階段進入到農耕階段。但由于海南的自然環境得天獨厚、食物來源豐富，因而該地區的史前人類進入農業社會的時間相對較晚，依舊停留在漁獵采集的階段。陵水依山傍海、淡水充沛、氣候溫和，優越的自然環境吸引著眾多的史前人類來此生活居住。漁獵采集的生活群體人口較少，不易形成大規模的遺址，反而易形成相對分散的小漁村，這也與陵水史前遺址規模較小且分散在港灣的現狀相吻合。

　　在生產力不發達的史前時代，生活在近海的陵水的人們不僅可以獲得豐富的食物來源，也可方便地劃著獨木舟出行。隨著交流的頻繁，地處海島的海南是否會與周邊地區的文化產生碰撞和融合？由于海南地理位置特殊，王巍以為，通過對陵水多個沙丘遺址的發掘研究，也許有助于豐富學術界備受關注的“南島語族”的內涵，幫助人們了解“南島語族”的起源。

　　橋山遺址為什么進入考古隊視野

　　初步調查顯示，海南省尤其是陵水縣有著豐富而重要的史前考古資源。“但由于建省較晚，考古力量相對薄弱。且由于高溫多雨、酸性土質的特點使得史前文物的發掘和研究存在一定的困難，而這也直接導致了我省考古學文化面貌和框架體系的不清晰。”經綜合評估后，海南省博物館館長丘剛及其團隊決定牽手中國社會科學研究院考古研究所，與其組成聯合考古隊共同發掘陵水境內的一個史前沙丘遺址，橋山遺址最終走入了考古隊的視野。

　　率先發掘橋山遺址，意料之外卻又情理之中。陵水石貢遺址早已進行過發掘，對于其遺物的分布和品類人們較為了解，可是為何作為領隊的傅憲國卻選擇了難度較大、發掘前景未知的橋山來“冒險”呢？

　　在上世紀60年代，考古工作者就在陵水發現了大港村遺址，并確認其為省級文物保護單位。在對海南省內史前遺址的聯合調查中，聯合調查隊曾探訪該遺址，但無所獲。由于大港村遺址附近依山傍海、且有淡水河流過，是理想的人類棲息地。調查隊隨即決定擴大調查范圍，對該遺址周圍的地段進行調查。途經橋山時，大量裸露在地表的陶片吸引了聯合調查隊的注意，通過采用螺旋式鉆桿進行勘探，讓調查隊隊員們吃了一驚，橋山下面竟然是一個保存較為完好的史前人類活動遺址，文化遺物分布較為密集，遺址面積達4萬余平方米。

　　“如果對橋山遺址進行系統發掘和研究，有可能解決海南地區史前文化譜系的構建問題。對橋山遺址開展包括古地貌、古環境、古動物、古植物以及體質人類學等多學科綜合研究，則可以在海南史前人類行為模式、生計模式、海岸線變遷、‘南島語族’等熱點學術問題的研究中取得突破性進展。”傅憲國開始著手準備對橋山遺址的考古發掘工作。

　　經過一個月細致地考古發掘，出土的大量陶片、石器等默默地向世人訴說著一個神秘的史前世界。

　　已發現的陶器大部分為紅褐色的夾砂粗陶，主要為泥片貼筑法制成，燒制火候較低。器形多為陶罐、碗等；器形主要為敞口、直口或者盤口狀；以圜底器為主，并有少數圈足器；器表以素面為主，少數有繩紋或細線黑彩的條紋。生產工具較少，主要為少量的石錛和紡輪等。

　　“目前所知，敞口、直口或者盤口的陶器組合是海南獨有的，與兩廣以及東南亞地區有很大的不同；但出土的雙肩石器卻是兩廣和東南亞地區常見的。”傅憲國說，就目前橋山遺址的發掘情況來看，其為探討海南地區與廣西、廣東及東南亞地區的文化關系提供了重要線索。

　　橋山遺址迄今為止只有大量陶片和少量的獸骨出土，與石貢、移輦等遺址還出現貝類堆積、三角灶等情況不同。大量陶器集中放置且在原地破碎，這究竟隱藏著怎樣的秘密？

　　“可能是墓葬，但目前的考古發掘中又未發現墓坑、人骨等支撐依據。史前人類有意識地將這么多的陶器集中放置，這說明了怎樣的文化現象？這在迄今為止的海南的考古發掘中是未見過的。橋山遺址可能是類似祭祀等人類活動的場所。”王巍希望可以通過進一步的考古研究和發掘揭開其中的緣由。

　　“文物保護和經濟發展二者并非截然對立”

　　隨著對橋山遺址發掘的深入，考古人員發現，“其出土陶片的密集程度甚至在中原地區的考古中都極為罕見”。為豐富以橋山遺址為代表的陵水史前遺址獨特的文化面貌，王巍建議考古隊可考慮多發掘幾個陵水史前遺址以豐富考古的區域和時間跨度。

　　憑海臨風的王巍目視遠方，望著城市建設快速發展的陵水縣城，他戚戚然。作為現今考古界唯一的一名全國人大代表，王巍曾提交建議“城鎮化建設中加強文化遺址的保護”。

　　王巍的擔憂絕非空穴來風。橋山遺址所處區域現遍栽芒果樹。在種植芒果樹時，承包商曾用大型的挖機挖坑以便樹種的種植。隨著挖機的一個個深挖，埋藏于此的文物深受其害。“你看看這些陶片，從其碎裂的紋樣來看，明顯是二次破壞造成的。”付永旭說。

　　在經濟開發的浪潮中，文物保護成為眾多城市共同面臨的困惑。如何權衡文化保護和經濟發展的關系？王巍指出，文物保護和經濟發展二者并非截然對立。文物保護不僅不是經濟發展的絆腳石，還有助于城市旅游業等相關產業的發展，提升城市的品味。在城鎮化建設中，科學規劃對于平衡二者的關系極為重要。規劃部門要充分掌握當地的文物分布情況，將文物保護放在前置的位置，對于已知的重要遺址，規劃時就要有意識地避開或進行妥善保護。

　　橋山遺址中散落的遺物仿佛搭設了一條神秘的時空隧道，帶領著現代世界中的人們穿越回3000-4000年前，尋找人類童年的生產生活的訊息。在這個春天，因為一群嚴謹的考古人的努力，我們有望揭示海南史前人類的些許秘密。微風拂過，遺址旁生長的樹葉發出沙沙聲響，好似對這群考古人勤懇耕耘的禮贊。

　　記者手記

　　考古人印象

　　3月的陵水，天氣已十分炎熱。因為采訪橋山遺址的緣故，讓我有幸在這個酷熱的海南春天首次探訪考古現場，近距離地接觸了一群可愛可敬的考古人。

　　辛苦、呆板、嚴肅，這是我對考古工作者先入為主的印象。數次采訪橋山遺址發掘團隊———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與海南省博物館(海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考古人員的經歷使我的看法大為改觀，先講兩個小故事吧。

　　一次駕車出行，遠遠地看到20米外一位當地的老人正朝著車行方向走來。傅憲國趕忙停下了車，安靜地等待老人緩緩走過方才發動汽車前行。是他唯恐汽車掀起的塵土會給當地老鄉帶來不適。讓傅憲國掛心的還有一位幫忙照看遺址發掘現場的老者。他們總是把牛奶、香煙等物品與這位共同“戰斗”的朋友分享。正是因為這些點滴的細節關懷，縱使語言不通，當面對著一群突然而至的“外鄉人”，當地的百姓不但沒有排斥，反而還時常地主動送上些果蔬，甚至還“責怪”他們不經常來家里串門。

　　付永旭是考古隊中的一名成員，當記者跟隨其探訪遺址時，在四周無人的情況下，因為奔波的勞累，記者習慣性地席地而坐，而付永旭卻堅持站立。原來，他們有著嚴格的紀律，來到考古現場，出于尊重和嚴謹工作的需要，無論是否有人監督，都不允許坐著觀看。

　　因種種原因，我省考古專業人才較少，但此次橋山遺址發掘，海南省博物館(海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仍克服困難，派出考古部主任王明忠和考古專業碩士研究生畢業的壽佳琦與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的考古人員共同發掘。當我們在分析橋山遺址發掘的價值時，不該忽略這對于我省考古人才培養的積極意義。在互相的交流中，不僅提升了我省考古人員的專業知識和技能，也較好地錘煉其專業素養和品格情操。

　　白天現場發掘，晚上撰寫工作日志。單調的生活中，嚴謹、辛苦的考古隊員們也有著自己的樂趣：熱情達觀的考古隊員們精心飼養著兩只并不漂亮的頑皮土狗，工作之余，逗逗土狗，無疑為枯燥的生活增添了不少樂趣；豐盛的美味佳肴在隊員們手中戲法似地變出，紅燒排骨、爆炒海白、清炒白菜……

　　品嘗著簡單卻又可口的家常菜，與一群開朗敬業的考古工作者閑聊，在平淡中感受著生活的快樂和生命的價值，也許就是這個春天里我最大的收獲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