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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南萬里真吾鄉(xiāng)
花開花落，云聚云散。時間的界面回放到900多年前，即公元1097年，宋哲宗紹圣四年。
這一年的二月，謫居惠州的蘇軾，傾其所有，新建了一座住宅，名為白鶴新居。白鶴新居西可遠眺惠州西湖，東可遙見黃墻青瓦的寺院僧樓。“旦朝丁丁，誰款我廬。子孫遠至，笑語紛如。”喬遷之喜，加上與子孫團聚的天倫之樂，讓春天里的蘇軾喜不自勝。他為此寫了一首題為《縱筆》的七言絕句：
白頭蕭散滿霜風，
小閣藤床寄病容。
報道先生春睡美，
道人輕打五更鐘。
這就是蘇軾此時此地的心情。這首詩前兩句是寫實的，年近六旬須發(fā)花白的蘇軾，千里跋涉，終于到達貶謫之地。剛剛安頓下來，家人也能團聚了，本該是不幸中的萬幸，可是蘇軾的痔瘡病發(fā)作得很嚴重，加之惠州入夏酷熱，日子過得并不輕松。所以說完“霜風”，就說到“病容”。可是接下來趣致一轉，明明聽到了鐘聲而且被吵醒了，卻說“家人向我通報，因為知道蘇先生春睡正美，不忍心打擾，附近道觀里的值夜人，五更例行敲鐘的時候，手底下特意輕慢了許多”。
這就不僅僅是詩意棲居的問題了，這首詩輾轉傳到京城，據(jù)說宰相章惇笑道：“蘇子瞻尚爾快活耶？”于是朝廷下詔將蘇軾再貶瓊州別駕（知州的佐官），昌化軍（今海南儋州中和鎮(zhèn)）安置。章惇和蘇軾曾是好友。據(jù)史料記載，章惇為人豪爽，但心胸狹窄。因蘇轍彈劾過他，便懷恨在心，并遷怒于蘇軾。
顛沛流離的蘇軾，席不暇暖，又被貶謫到儋州。據(jù)陸游《老學庵筆記》中說，章惇選擇儋州這個地方，是因為蘇軾字子瞻，瞻與儋形似的緣故。而蘇轍被貶謫到雷州，是因為蘇轍字子由，由與雷，下面都有田字。如此荒誕的理由，后世之人沒有不為之憤懣的。
儋州古稱儋耳。在北宋時期，是極為荒蠻兇險之地，古稱“南荒”，“非人所居”。62歲的蘇軾意識到這可能是一場生離死別，于是把身后之事，向長子蘇邁做了托付，只帶著小兒子蘇過一人，前往儋州。走到梧州的時候，蘇軾突然得知弟弟蘇轍被貶雷州，而且也在報到的路上，尚未走出滕州，距離百里左右。
蘇軾決定加快腳步，一路疾行，追趕蘇轍。兄弟二人在萬里之外的異鄉(xiāng)能夠相聚，可謂悲喜交集。據(jù)說兄弟倆相伴而行，一走就是數(shù)日。有一天他們來到滕州的一家小酒店歇息，店里只有做工低劣的湯餅，也就是熱湯面片。養(yǎng)尊處優(yōu)慣了的蘇轍，看著臟兮兮的碗筷和“粗惡不可食”的湯面，便放下筷子唉聲嘆氣。而蘇軾卻毫不在意，風卷殘云，片刻吃個精光。還跟蘇轍調(diào)侃說：“你想仔細品嘗這美味嗎？”
我們無法想象北宋年間的面片湯，它的粗糙是何種感受。推想當時的研磨技術，面食應該遠不如現(xiàn)代的精細，什么都能看得開的蘇軾，尚且都要采取不嚼快咽的策略，其低劣不堪便可想而知了。身陷絕境，卻能坦然面對，談笑自如，蘇軾這種樂觀曠達處變不驚的心態(tài)和境界，也難怪千百年來，讓人深為嘆服。
蘇軾在雷州和弟弟相聚了四天，又忍痛而別，揮淚南下。臨別少不了叮囑蘇轍要放寬心態(tài)，保重身體。“蕭然兩別駕，各攜一稚子。”縱使千百年后的今日，想象一下他們兩人生離死別，各奔苦難前程的凄然情景，依然如在眼前，令人痛心。
孤帆一片，載著蘇軾父子，駛向茫茫無際的大海。蘇軾卻在詩中這樣表達自己對命運的理解：“莫嫌瓊雷隔云海，圣恩尚許遙相望。”
儋州驛道，路旁儋耳山仿佛橫空出世，拔地而起。危巖峭壁，奇峰怪石，迥異中土。農(nóng)歷七月初二，蘇軾父子經(jīng)過兩個多月的顛簸，行程數(shù)千里，抵達儋州被貶之地。他在詩中寫道：“四州環(huán)一島，百洞蟠其中。我行西北隅，如度月半弓。登高望中原，但見積水空。”蘇軾來到了儋州，來到了他想象中的海天之外，異域的景象是如此新奇。看山仍是山，看水仍是水，即便在遭受貶謫的厄運之中。
風燭殘年，萬里投荒，蘇軾是有一定心理準備的。他覺得這一去是再也無法踏上歸途了。在赴海南途中，他給弟弟蘇轍寄了一首詩，其中有這樣兩句：“他年誰作輿地志，海南萬里真吾鄉(xiāng)”。可見蘇軾已將海南當成了自己人生的終點、最后的歸宿。他在給朋友的信中也說：“今到海南，首當作棺，次當作墓。乃留手疏與諸子，死則葬海外。”
（編輯：余冰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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