寄往文昌清瀾的僑批。 本版照片均由李佳飛翻拍
水客奔波送鄉音
最開始，僑批通過民間渠道寄送。一般都是委托回鄉的同鄉熟人，攜帶平安家書和養家錢款，家人接到僑批之后，報以一定酬金。后來清朝乾隆年間，出現了專門替人攜帶僑批回鄉的職業投遞人，即“水客”。水客堪稱僑批業的先行者。
作家俞智先在小說《下南洋》中描繪了清末“水客”在一個工棚內收僑批的場景：他（簡阿七）是來工棚收僑批的。工棚漏雨，錫工們一邊把斗笠蓑衣連在一起為簡阿七遮雨，一邊從身上和行李里把小心藏好的血汗錢掏出來交給他。簡阿七一筆一筆仔細記著，然后鄭重地讓工人們在自己的名字上按上手印……簡阿七邊寫邊問：“阿雨呢，他怎么不寄批？”好一會兒，才有人壯著膽子說：“他死了。”……簡阿七怔了一下，在一封批信上寫上了阿雨的名字，又從懷里掏出了一些錢放在批信上。“誰替他按個手印吧，阿雨死了，可他的家人還得吃飯。他在家鄉的老老小小都盼著這筆錢呢……斷了僑批，往后可怎么活呀？”
“水客”又稱作“僑批員”“派批員”“批客”或“批腳”，他們奔走在中國東南沿海和南洋區域，三五年往返一次，一般由較為忠厚并有威信、懂得點武術（能防海盜搶劫）的人擔任。“水客”架起了海外僑胞與內地僑眷的聯系，他們負責遞帶“人、信、財、物”，最經常送帶的是“銀款家書合封”的銀信。
海南日報記者翻閱史料注意到：光緒年間，海南曾有4位著名“水客”——張云吉、張運顯、莊家就、陳壽卿，他們往來于海南島和泰國、新加坡之間。曾有學者對他們業務范圍作出概述：“以通匯生意行商，在僑居地利用僑匯購買大米、棉花等貨物，運回國內市場銷售后解付給僑眷；回僑居地時組織海南土特產如葵扇、瓊劇劇本到僑居地出賣。”
被稱為“批腳”的送批者，都有很強的職業責任感。他們經年累月在外奔波，風餐露宿，風雨無阻，批袋、竹籃、雨傘就是他們永不離身的3件寶。“批腳”們的誠信，更是令僑眷嘖嘖稱贊。民間曾流傳這樣一個故事：一位乘船送批的“批腳”，途中遭遇臺風，他與隨身攜帶的僑批一起沉入水中，所幸被同鄉救起，撿回一條命。但他深感責任重大，為了解送僑批款項，他回鄉后變賣田產，兌換銀元，并憑借記憶，將款額一一賠償給僑眷。
僑匯年均千萬元
20世紀10年代至30年代，是海南僑批業發展的黃金時期。
在南洋，海南華僑人口的急劇增長促進了當地僑批業的迅速發展。1940年日本占領南洋之前，東南亞地區的海南批信局從最初的2家發展為40家，如恒裕興、人信壯合記、錦和號、錦泰隆、德和昌合記、瓊寶通、聯合公司等。至此，東南亞地區的海南僑批業發展達到頂峰。
而在海南島內，民國初年至1939年日本攻占海南島之前，僑批局數量也快速增長，僑批業進入空前的繁榮時期。民國時期從事銀行工作的程茂材在其文章中記錄：1928年至1931年間，海口有平民棧、益日隆、泰原、中民、阜成豐、線泰、實安泰、信安、泰興、信成、瓊源通等23家僑批局。此外，僑批局還在各個鄉鎮發展了一些營業點——駁批店。1932年，文昌、瓊海、瓊山、那大等地都已設駁批店，文昌、瓊海僑鄉尤為發達，各有40余家之多。
至20世紀30年代末，海口的僑批局發展到55家，文昌的文城有11家，瓊海的嘉積有10家，這是海南島僑批業歷史上批局數量最多、發展最快的時期。
瓊僑從海外寄回的銀信成為瓊島人民生活重要的經濟補充。《海南金融志》記錄，民國后這段時期，海南僑匯年最高數額達2000余萬元光銀，即使在經濟不景氣時，最低也有五六百萬元，一般情況下，年平均有1000萬元左右。
這段時期海南僑批業何以發展得如此鼎盛？有研究學者指出：“僑批業務是依靠傳統的宗親同鄉關系發展起來的，批客特別注重鄉親之間的感情聯絡和樹立良好的口碑。為了進一步鞏固和加強這種關系，在東南亞的僑批業者建立了以鄉緣為基礎的行業公會，新加坡瓊僑匯兌公會也在這個時候成立。”此外，第一次世界大戰后東南亞經濟復蘇，國際上對橡膠、咖啡、胡椒等熱帶經濟作物需求增加，帶動了相關行業的發展。南洋的海南華僑大多從事這些領域的工作，經濟收益有所提高，僑批自然增加。后來，中華國民政府出臺一系列護僑政策，激發了廣大華僑愛國愛鄉的熱情，參與家鄉建設的僑批增加。同時，國際銀價下跌，許多華僑為規避風險不得不將資本轉移回國，投資性僑批增加較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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